革命失败孙中山反思教训：扩张党务才能有胜无败

　　核心提示：1919年10月，为了吸纳更多的“五四”青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并重订。但此时党务尚不能在国内公开，以故此次所定规约几全注意于海外。1922年6月，叛变。孙中山再次深思反省：光靠军事的进行，革命事业未必能成功，而扩张党务则是有胜无败的。
　　一般的看法，1924年中国的改组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如李剑农认为这一过程起自1919年，完成于1924年，并把这一过程分作三个阶段：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确定党的名称，是第一阶段；1923年预备“容共联俄”，是第二阶段；1924年实行“容共联俄”，完成改组，是第三阶段。
　　1919年至1924年，中国的确一直处在“改组”过程中：1919年10月确定中国名称，颁发《中国规约》，1920年11月修正《中国总章》及规约；1923年1月在上海召集中国“改进”大会，发表《中国宣言》，宣布《中国总章》，完成党务“改进”；1924年1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全国大会宣言》和新的《中国总章》，完成“改组”。
　　5年之中，4次颁发和修正。如此频繁而持续不断地进行党务革新，在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尤其是1923年1月的“改进”与1924年1月的“改组”仅相隔一年（实际只相隔10个月），而两次都是郑重其事地开大会、发宣言、制订新，实在令人费解。学术界较普遍的看法，认为1923年1月的“改进”是1924年“改组”的开端、前奏和预备。然而，对两次所颁文本细加比较，即发现这一说法很难成立：1923年“改进”时所订，其文本格式显然与1919、1920年所颁规约、总章属同一“模板”，而1924年1月“改组”时所订，则系以1919年俄共（布）第8次全国代表会议所颁《俄国（布尔什维克）章程》为蓝本（下节对此将作详细讨论）。两者迥然有别。若“改进”是“改组”的前奏和预备，那么后者似无必要重起炉灶，最多在一年前所订的基础上修订即可，在组织形式上不应有如此大的变易。
　　事实上，“改进”和“改组”，是两次内容迥异的党务革新。
　　自同盟会以来，即是一个组织松懈，纪律欠严的组织。曾对同盟会结盟时的“疏阔简易”情形，有过一番感慨：“党与党员，不能收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众而领导之。党员之贤者，笃于所信，其牺牲献身之精神，曾令闻者兴起，不可磨灭，然亦往往出于自动，而非党的行动。知识阶级以为自由平等为一般伦理要求，惟同盟会之疏阔简易，能与适合，然犹不免于‘机械’之疑，‘专制’之谤，则近人所谓‘铁的纪律’，更何言之。”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更多迷失革命宗旨，纪律约束荡然无存。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试图“以精致之规则，律之整之”，然而因按指模宣誓而遭部分党人强烈反对。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本部迁回上海，随即发表公函，声称“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即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党组织于是又复涣散。1917年之后进行的运动，以兵力向北洋军阀争正统，一般人只知有孙中山以广东地方力量与西南军阀相结合的势力，本身则鲜为时人所提及。此后，孙中山一直在寻求一个比较完备的组党方法。1919年10月，为了吸纳更多的“五四”青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并重订。但此时党务尚不能在国内公开，以故此次所定规约几全注意于海外。1922年6月，叛变。孙中山再次深思反省：光靠军事的进行，革命事业未必能成功，而扩张党务则是有胜无败的。
　　孙中山决心再次重整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