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在哪年生死成败定乾坤？

　　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的中国，几乎每年都有重大事情发生，例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1948年统治区财政经­济全面崩溃、人民解放军发动三大战略决战，1949年成立。我却想单独谈谈1947年。
　　套用一句时行的话，多少年来我一直存在一个“1947年情结”。对我来说，这是难忘的一年。记得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讲过：如果给你看100张巴黎凯旋门的照片，包括远景的、近景的、整体的、局部的以至各种细部，你也许仍不能懂得凯­旋门;但如果让你在凯­旋门前站5分钟，你就懂得了。借用这个比喻，我在中国的1947年这座“凯旋门”前不是站过5分钟，而是整整生活了一年，经历了它的全过程，亲身感受过那种时代氛围和大众心理嬗变。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是一个历史见证人。
　　这一年内，我进入大学的历史系读书。更重要的是，这一年内，我从一个关心国事而在上处于中间状态的青年学生变成几乎全身心投入当时爱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后一个变化，我自己在这年年初根本没有料想到，一些原来很熟悉我的人也为之吃惊。其实，这是周围客观环境急剧变化的结果。
　　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20年来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从优势转变为劣势，在内战战场上从主动进攻转变为被动挨打，由强者变为弱者;反过来，中国却从劣势转变为优势，在战场上从防御转变为进攻，由弱者变为强者。双方力量对比在一年内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直接影响并支配着此后中国的走向。
　　若将国共双方主要和1947年前后的言论及由此反映出来的心态比较一下，便可看到这一年的巨大变化。
　　：从踌躇满志到“愈战愈挫”
　　1946年底，攻占解放区在华北和华东的两大中心：张家口和淮阴，单方召开国民大会，把和谈的大门关死。他那时候真是趾高气扬，踌躇满志，以为只需要3个月或半年时间就可以消灭。1947年2月，在《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的讲演中得意洋洋地说：
　　“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长春如此，张家口也是如此，而最关重要的要算收复苏北和鲁南，因为苏北湖沼纵横，鲁南丘陵起伏，交通不易恢复，最便于匪军的藏匿和逃窜，而终于被所收复，这是前方将士英勇奋斗的成绩。政府于去年计划在五个月内收复苏北，直至今年1月底正式将驱逐时为止，比预定期间，也不过只超过了一个月。最近在鲁南如果完全失败，则黄河以南便不复有容身之地。所以在这种交通和军事情势之下，绝对不能流窜幸存。现在还想把政府拖倒，这无异是一个幻梦，不料某报反而替他们宣传，真是可笑之至!”(蒋中正在党部及联合纪念周上的讲话，1947年2月17日)
　　最受信任的参谋总长陈诚，1946年10月17日在攻下张家口后在记者招待会上斩钉截铁地表示：“如用军事，三五月内可以告一段落。任何一条铁路，两星期内可以打通。”(引自《观察》第一卷第10期特约记者文章《张垣之战》)1947年初他又一再重申这个看法。这反映出方面那时多么地充满自信。
　　但到1947年12月，再也没有年初那股神气了。当讲到一年多来的战场形势时，他说：
　　“他们(注：指解放军)并没有我们这样好的武器，也没有我们这样多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兵，更没有什么军需资源的经­济基础，这些条件我们都远胜过他们，而为什么我们不能剿灭他们?并且较之初期，匪区更扩大，匪势更嚣张，我们曾有许多将领被俘虏，许多部队被消灭，成为我们国民革命军有史以来的大耻辱!过去我们无论是东征、北伐以至，没有一次战争不是光荣胜利的，现在剿匪，匪是愈剿愈多，我们却是愈战愈挫，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蒋中正在训练团的讲话，1947年12月22日)
　　甚至感觉到：自己也好，的统治也好，已经­处在“生死成败的关头”。这年的最后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月忧患最深，尤以最后十日，各方告急与失败之报，几如雪片飞来，蓐食宵衣，兢兢业业，未敢或懈，自省俯仰无愧，信道益笃，成败利钝，一惟听天命而已。”
　　：“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
　　再看，他的态度一直是冷静而从容的。1946年11月21日，面对军队气势汹汹的大举进攻，他在中共的会议上说：前一段时间，在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们党内部存在着内战打不打得起来的问题，人们都希望国共不打仗，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便是我们能不能胜利的问题了。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敌人。在军事上，我们还是用袭击的办法，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他强调指出：“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947年2月1日，中共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在对这个文件作说明时指出：“根据最近的形势来看，高潮是确定地快要到来了。凡是出现革命高潮，总是敌人有弱点，给我们可乘之机，否则就很难。”“这次革命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对革命胜利的时间，他做出这样的判断：“少则三年到五年，多则十年到十五年。假如以少则三年到五年来说，那末，从日本投降时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半了，即一年半了，但最后的困难我们还要估计到。”(《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在1946年底所说“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用了一个“熬”字，是十分贴切的。对中国来说，1947年这一年确实很不容易熬过，而在这一年里把整个局面扭转过来就更不容易了。在19年后还对外国朋友说起：打我们的时候，要算1947年上半年是最困难的时候，很多重要的根据地被它占去了，比如延安就被占去了，陕北它都走遍了。
　　只是整个局势的好转，来得比原来预计的更早。1947年年底，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认为，可以断言胜利在望。12月25日，他在中共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一开始便说：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进攻……
　　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匪帮的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的二十年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为什么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看起来似乎是个奇迹，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心的向背，在于谁­能得到中国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当然，主观的指导方针是否正确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指导方针不正确，即便有良好的客观机遇，仍会白白地丧失掉。具体说来，这个变化是由解放区和国统区人民运动这两条战线的发展所造成，而以前者为主。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年代，各种矛盾冲突表现得比平时更加错综复杂、更加尖锐激烈，因而使这段历史的内容异常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