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2009年秋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发掘河南省新密市李家沟遗址，发现距今10500年至8600年左右连续的史前文化堆积。堆积下部出土有细石核与细石叶等典型的细石器遗存，上部则含绳纹及刻划纹等装饰的粗夹砂陶及石磨盘等。新发现的李家沟遗址，其早晚不同时期堆积的埋藏特点与文化内涵，以及共生的脊椎动物骨骼遗存等，均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早期尚属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典型细石器文化，晚期则已经具备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这一新发现清楚地展示了中原地区从旧石器时代之末向新石器时代发展的历史进程，为认识该地区及我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等学术课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李家沟遗址位于河南新密岳村镇李家沟村西。该处地形为低山丘陵区，海拔高约200米。地势由东北向西南部倾斜，黄土堆积发育。属于淮河水系溱水河上游的椿板河自北向南流经遗址西侧。李家沟遗址即坐落在椿板河左岸以马兰黄土为基座的2级阶地堆积的上部。该遗址是2004年底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进行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时发现。遗址所处位置有因煤矿采矿形成的塌陷，加之降水与河流侧蚀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临河一侧已出现严重垮塌。为全面了解遗址文化内涵，提供相应的保护对策与方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织实施本次抢救性发掘，并获得重要发现。
一、联结两个时代的重要剖面
李家沟遗址发掘的重要意义首先是发现包含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叠压关系的地层剖面，填补了本地区对于过渡阶段地层堆积特点认识的空白，为继续发现这类遗址提供了地层学方面的参照。
经过为期2个多月的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近30平方米。发掘探方分布在一条沿断层破碎带形成的沟谷两侧，形成南北两个发掘区。南北两区的两个主剖面均包括了从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地层堆积。北区的文化层厚约3米，从上向下共分7层。第1至3层为近代堆积；第4至6层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堆积，发现数量较多的陶片、石制品与动物骨骼碎片等；第7层是仅含打制石器的旧石器文化层。南侧的地层堆积自上向下可分为4层，第1层为棕褐色的含碳酸钙胶结物层，此层常见于在本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并被叠压在裴李岗文化层之下；第2层为灰白色的砂砾层，含零星陶片，按岩性与包含物特点，当与北区的第5、6层是同期堆积；第3层含少量打制石器与动物化石碎片，岩性特点和文化遗物均与北区的第7层相当；第4层的发现最为丰富，含船形、柱状等类型的细石核与细石叶等典型的细石器文化遗存,同时亦见人工搬运的石块及粗大石制品。第4层之下则为不含文化遗物的马兰黄土层。综合南北两侧剖面层位序列，清楚可见本地区从旧石器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地层关系。
加速器C14等年代测定结果进一步提供了过渡阶段的年代数据。采自沟南侧的第4层，即细石器文化层的3个木炭样品的加速器碳14年代测定结果，均分布在距今10300-10500年期间（经过树轮校正，下同）。而采自沟北侧新石器时代文化层木炭样品的加速器碳14年代测定结果，则为分别为距今10000年(第6层)、9000年（第5层）和8600年（第4层）。
二、典型细石器与新文化因素的共存
李家沟遗址旧石器阶段主要收获是在发现典型的细石器文化的同时,也有反映相对稳定栖居形态的大型石制品及人工搬运石块的出现。这一有别于早前发现的共存现象说明，本地区较晚阶段的新文化因素并不是突然出现，而是已经孕育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
旧石器文化遗存主要发现在南区第4层，南区3层与北区7层也有少量旧石器发现。李家沟细石器的发现显示该遗址早期居民拥有十分精湛的石器加工技术。他们应用船形和柱状细石器技术剥取细石叶。少量以石叶为毛坯的工具的存在，说明李家沟早期居民也掌握并应用石叶技术制作石器。成熟的石器工艺技术加工出典型的端刮器、琢背刀、石镞与雕刻器等典型的细石器组合。这些精致石器刃口锋利，轻巧便携，是便于专业化狩猎者长途奔袭狩猎使用的工具组合。这些工具所使用的原料也多是不见于本地的优质燧石，是远距离采集运输所得。以上特点显然还是典型的旧石器文化形态。
李家沟遗址南侧发掘区也发现有数量较多的脊椎动物骨骼遗存。动物骨骼多较破碎，部分标本表面有轻度的风化与磨蚀迹象。初步鉴定显示有牛、马、大型、中型和小等型鹿类、猪、以及食肉类、啮齿类与鸟类等。按照最小个体数目来统计，牛、马与大型鹿类等大型食草类的比例高达半数以上。动物遗存的情况也说明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仍是李家沟遗址早期阶段的主要生计来源。
在典型的细石器以外，李家沟遗址早期还发现数量较多的大型石制品。这类石制品的加工简单，器物形态亦不稳定。除有明确人工打制痕迹的石制品以外，还出现数量较多的人工搬运石块。这些石块多呈扁平块状，岩性为砂岩或石英砂岩，当来自遗址附近的原生岩层。其具体用途尚不十分明确，但显然应与当时人类的居住活动相关。这种情况并不见于时代较早、流动性更强的旧石器遗址，而与稍晚的新石器时代的发现比较接近，应该是过渡阶段新出现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现象。
三、早期新石器遗存的新发现
李家沟新石器阶段主要发现是较成熟的制陶技术的突然出现，以及细石器技术的明显变化。这两种情况均显示本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与华南及华北北部已有的发现并不相同，而可能有非本地技术因素在这里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新石器文化遗存主要发现在北区6至4层。这一阶段的文化层明显增厚，说明遗址使用规模与稳定性远大于南区发现的细石器文化阶段。除了数量众多的文化遗物，北区还发现有很清楚的人类活动遗迹。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石块聚集区。遗迹中心由磨盘、石砧与多块扁平石块构成。间或夹杂着数量较多的烧石碎块、陶片以及动物骨骼碎片等等。带有明显人工切割痕迹的食草类动物长骨断口，清楚显示遗迹区进行过加工动物骨骼的活动。大量烧石的存在则说明这里亦具有烧火的功能。虽然尚未发现柱洞等建筑遗迹的迹象，但石块聚集区显然应与当时人类的相对稳定的居住活动有关。
另一项重要的收获是在北区仅10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发现100多片陶片。陶片出土的情况说明当时人类就在发掘区原地或附近使用陶器。已发现的陶片均为粗夹砂陶。陶片颜色从浅灰黄色至红褐色均可见到。部分陶片的质地较坚硬，显示其烧成火候较高，已不是最原始制陶技术的特点。而其直接出现在不见陶片遗存的旧石器文化层之上，则显示这种较成熟技术或有可能并不是本地起源，而应该与技术或人群的交流与迁徙有关。不过这批陶片虽然包括多件不同陶器的口沿部分，但器形却很单调，均为直口的桶形罐类器物，仍保留有早期陶器的特点。尤其突出的是绝大部分陶片的外表都有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少量刻划纹。从总体来看，李家沟新发现的陶器无论是器物类型或是纹饰风格，均与本地区年代稍晚，广泛分布的裴李岗文化有比较的明显区别。
与早期的石器工业不同,本阶段仅见个别的宽台面柱状细石核，细石器的应用明显衰落，技术特点也与早期明显不同。虽然还有少量的燧石与石英类原料的石制品发现，但基本不见刻意修整的精制品。砂岩或石英砂岩加工的权宜型石制品的数量则较多。这类石制品的形体多较粗大。与早期的细石器工业的精制品组合完全不同，应是适应不同生计活动的结果。与早期相近并有进一步发展趋势的是数量众多的人工搬运的扁平石块的存在。从本阶段发现的石磨盘残段观察，部分扁平砂岩石块应是加工这类石制品的原料或荒坯。但更多的石块还应与当时人类的居住或建筑活动相关。
本阶段发现的动物化石种类亦较丰富，但与早期明显不同，数量较多的是中型和小型鹿类、大型食草类则仅见零星的牛类与马类骨骼碎片。另外也可见到少量的羊、猪以及食肉类的骨骼遗存。啮齿类以及鸟类的遗存则与早期没有明显区别。动物骨骼保存情况与本阶段石器工具组合变化的情况十分吻合，大型食草类动物遗存数量锐减与精制便携的专业化狩猎工具组合的消逝当密切相关。而大型的陶制罐类等贮藏容器的出现，也暗示本阶段的生计方式的主要方面与早期相比，业已发生明显变化，即从以大型食草类动物为对象的专业化狩猎转向采集植物类的食物与狩猎并重的发展趋势。
中原地区联结着我国及东亚大陆的南北与东西，是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带。然而在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缺环。这一缺环严重制约着史前学界对于该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与农业起源等重大学术课题的探讨，形成对该阶段文化面貌认识上的空白。李家沟遗址上述发现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其从地层堆积、工具组合、栖居形态到生计方式等多角度提供了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进程的重要信息，比较清楚地揭示了该地区史前居民从流动性较强、以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为主要对象的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具有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新石器时代的演化历史，展示了本地区这一阶段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填补了前述的缺环与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