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访华说错什么引起的强烈不满？

　　
　　1972年9月25日，日本新任首相开始了日中关系的破冰之旅。中国外交家在战争责任等问题上与日本外交家激烈交锋……
　　周斌，曾长期担任中国的日语翻译，参加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
　　30多年后，作为亲历者，他为我们重述当时谈判过程中的点滴细节，披露几个焦点问题解决的内幕。
　　初抵北京
　　是1972年7月7日当选为新一任日本首相的。当选为首相以后，他作了一个重要的表态，就是愿意同中国谈判，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用日本话来讲，就是实现邦交正常化。当时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时机，就马上反应说，北京机场的大门对日本的新首相是开放的，随时都可以来。
　　田中访华是有一个国际背景的，就是美国对华关系开始松动了。来了，尼克松来了，而且这个来，事先没有通知它最亲密的盟国日本。对这个田中是很有意见的，他觉得关键的时候，美国对日本这个小兄弟并不怎么重视。日本人普遍认为，尼克松打开对华关系采取了一个“越顶”行动，就是越过日本同中国直接握手了。日本很恼火，心想我跟着你这么多年，包括1971年恢复中国在合法席位的时候，美国反对到底，日本作为一个小伙计也跟着反对到底。在这样的背景下，结果美国倒同中国热起来了，这是促使田中来中国谈判的一个国际方面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呢，不来也不行了，日本国内各党各派、民间团体要求同中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呼声非常强烈，所以也承认，他是被众多、广大老百姓的声音推到北京来的。
　　我记得抵达北京是1972年9月25日中午。那一天北京天气很好，但气氛很严肃，因为他是来谈判，不是来观光的。而且，能不能大功告成还很难说，谈判成功不成功还是个未知数。所以，下了飞机以后，田中显得很紧张。日本有一个习惯，初次见面都是要介绍自己的名字的。他说，“我叫”，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他是。他还说，我是54岁当了日本首相的，语气中强调了54岁，也就是强调他很年轻，很有为。说，“我叫，请多关照”。
　　总理亲自陪同到达国宾馆18号楼下榻。走进会客室里面，一定要给总理脱大衣，总理穿的是秋天的那种风衣，他要给总理脱这个风衣。总理说，我是主人，怎么能要你客人做这个事情呢？他就和总理开玩笑说，你把最好的18号楼提供给我使用了，我就是这里的主人，所以你到了我这里，我应该给你脱大衣，这是对你这个长者的最起码的礼貌。气氛很好，这时他又说到自己54岁当了日本首相。为什么又再次强调呢？因为在日本政治家里面，像他这样的情况，没有学历，中专程度，是很少见的，而且这么年轻就当日本首相。日本前首相佐藤是要把班交给福田的，但是最终他胜利了。总理听了笑笑说，“田中先生，我51岁当的首相，中国的首相，而且当到今天，已经23年了”。从此以后，在中国的四五天中，就再也不提他54岁当首相了。
　　晚宴惹“麻烦”
　　当天晚上设宴招待一行。田中在酒会答词中说了一句话，使等许多在场的中国人很不满意。他说，过去日本给中国添了不少麻烦，对这一点要表示歉意。这个“添麻烦”，在日本话里是一种很轻的表示歉意。比如说，你在路上走，不小心踩着人家了，哎哟，给你添了麻烦了。
　　当时是日方翻译翻的，总理就问中方翻译，日语里这个“添麻烦”到底什么意思，日方翻译翻得准确不准确？确认是这个意思以后，总理就很不高兴，我记得乔冠华同志反应最激烈，他这个人有点诗人气质。宴会结束他回去以后，发火说：“就凭这个，他能到中国来？杀了我们多少人啊，侵略了我们多少年啊，造成了我们多少的民族灾难啊，这个就是添麻烦？不行、不行、不行！”我还记得韩念龙同志在一旁连连说：“老乔、老乔，你别激动。这个事情，再看看，我们总有办法对付他的。”
　　第二天，在谈判的时候，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列强的侵略、残害，很多国家都侵略过我们，欺负过我们，但是日本是时间最长、程度最严重的，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最大。总理讲这些话时很激动，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田中先生，应该怎么表达这个事情，给历史一个正确的评价吧。
　　于是就涉及到重要问题了日本战争如何表达。中国就坚持，首先得明确那场战争的性质是你侵略了我，这是两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前提。日方觉得自己理亏，但又不想接受中方的表达方式，这样就谈不下去了，难以进展了。
　　除了谈判，中方还安排田中一行游览故宫和长城。
　　车中会谈
　　9月28日上午，姬鹏飞外长和大平正芳外相在来回长城的途中进行车上会谈，日本人叫做“车中会谈”。当时就我一个翻译在场，日方翻译没去，还有一个警卫人员。我觉得那一场谈判是起了扭转的作用的。
　　大平这个人给人的印象是好人，虽然是那样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但是很诚恳，他是个基督教徒。他是1910年生的，姬鹏飞也是1910年生的，两人同岁，谈得很好。大平说：“姬外长，我说心里话，田中先生对这个事情很担心，我也很担心，我们如果谈不成的话，我们回都回不去，国内反对我们来的人很高兴，国内希望我们来的人，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呢？”至于战争性质和责任问题，我记得大平的原话是这样的，“那场战争的性质，中国人所坚持的那些观点，我个人都同意，当年我在张家口呆了一年零十个月，我没有参加军队，我是大藏省的一个官员，在张家口做调查。我怎么不知道那场战争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呢，我怎么不知道中国人民是怎么看待我们日本军队的呢，我太清楚了。”他说，“田中先生比我年轻，他是1918年生的，但是，战争后期日本在中国打仗消耗兵源很多，田中也被征兵了，他被派到东北牡丹江。他没打过仗，到了牡丹江以后，他就病了，得了霍乱，住在牡丹江的陆军医院，所以他没有拿过枪，也没杀过人，但是他也知道那场战争意味着什么。但是，现在日本和台湾地区还有所谓的外交关系，亲台湾的势力也比较强烈，内的反对势力很强。在这个情况下，你让我们完全承认这一点，完全按照中国想要表达的内容来表达，田中和我回不去，回去以后我们也站不住。就算我们签订了联合声明，或者签订了其他什么政府文件，一回去也许我们就倒台了。”
　　但是“添麻烦”的说法，我们也无法接受，所以，这个谈判很困难了。姬鹏飞外长说，“我们俩同龄，我们是各为其主，各为自己的国家在争，但是，你这个态度很好，很诚实，你讲的你们的处境和困难，我一定向总理报告。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就是你们能过得去，中国人民也能接受。”
　　达成一致
　　9月28日深夜至第二天凌晨，双方外长和助手们在国宾馆继续谈判战争责任问题。谈啊谈，大家都累了。我记得其间总共送了四次咖啡，喝咖啡刺激精神。最后，凌晨2点多一点的时候，大平外相从衬衣口袋里面拿出一张纸条，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他说：“姬外长，这个是我们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的一个说法，如果再超过这个内容，我们就真难了”，他开了个玩笑，“那我们就卷铺盖回去了。”
　　日方翻译就读了纸条上的内容，我记得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痛感责任，深刻反省。”听完后，姬鹏飞还不放心，又让大平先生把这个条子拿来看看。这个条子是大平手写的，不是下面人起草的。姬外长担心日方翻译翻得不准确，对我说：“小周，你一个一个字准确地给我翻”，我说：“就是这个意思”。大平又说了，“我只能让步到这个程度了，再要求我更多的话，我做不到。”
　　姬外长在那儿深思熟虑，他总得作一个回答。那个时候已经凌晨3点了，印刷厂的工人都等着呢，因为这个文件（《中日联合声明》）上午九十点钟要签字的，而那个时候都是排字的，不像现在印刷这么方便，所以关于战争责任的措词必须尽快定下来。我在一旁也有点着急，作为一个翻译，我知道自己的责任就是正确地进行翻译。但我想起以前曾多次教导过我们，说一个好的翻译应该起到参谋作用，我便冒失地跟姬外长说，“姬部长”，他说“什么？”我怕日本人听到，因为日方也有好几个懂中文的，所以放低声音说：“我看可以了，我看可以了。”他就狠狠地捏了我一下腿（我们平排坐着），说“你少废话”。我一惊，我想，这个话说得太不对了。
　　但是，姬外长得表态，他就说：“大平先生，我建议我们休息十分钟”。大平很高兴。“好，休息十分钟”，他说，“我刚才递给你这个条子，我还没有给老头子看过。”日本政界，虽然田中比他小8岁，但是田中的位置比他高，一个是首相，一个是外相，所以背后都叫田中“老头子”。他说：“估计田中还没有睡着，还等着呢，我得去给他看一看。”所以姬鹏飞说大平这个人很老实，他可以不用这样讲，实际上他和田中去商量就是了。姬外长也马上去见总理了，总理也在等着这个结果呢。
　　大概十二三分钟后，他们都回来了。姬外长说：“大平先生，就按照你提的建议，按这个文字表达形式定下来。”我记得日方表示很高兴，还鼓掌了。就是说大功告成了，最难的一个问题达成了一致。
　　第二天早晨我到姬鹏飞那边送一个文件。他问我，“你在干了几年了？”我说，“十几年了。”他说，“你连这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啊。我都无权决定行不行啊，你怎么说是可以了，你真不知天高地厚，所以我捏了你一下。”我说：“是啊，我很冒失，很不应该。以后不会再做这种蠢事了。”他很爱护我，说：“小伙子，你说的还是对的。只是这个事情我无法决定，那么重大的事情，是要载入史册的。”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