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70年代以后，随着公害问题的加剧和能源危机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把经济、社会和环境割裂开来谋求发展，只能给地球和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源于这种危机感，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80年代逐步形成。1983年11月，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1987年，受委托，以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WECD的成员们，把经过4年研究和充分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交大会，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和模式。
“可持续发展”一词在国际文件中最早出现于1980年由国际自然保护同盟制订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其概念最初源于生态学，指的是对于资源的一种管理战略。其后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和社会学范畴，加入了一些新的内涵。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和自然环境的综合的动态的概念。该概念从理论上明确了发展经济同保护环境和资源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观点。
《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包含了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反思和否定，二是对规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理性设计。报告指出，过去人们关心的是发展对环境带来的影响，而现在人们则迫切地感到了生态环境的退化对发展带来的影响，以及国家之间在生态学方面互相依赖的重要性。就对传统发展方式的反思和否定而言，报告明确提出要变革人类沿袭已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就规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理性设计而言，报告提出，工业应当是高产低耗，能源应当被清洁利用，粮食需要保障长期供给，人口与资源应当保持相对平衡。
《我们共同的未来》对当前人类在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评价，对人类发展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它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得到了全世界不同经济水平和不同文化背景国家的普遍认同，并为1992年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奠定了理论基础。
对于“可持续发展”观念，目前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单纯提“可持续发展”是不全面的。这种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初级发展战略或基础战略，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调控战略，是力图保持工业文明的可持续”没展，而不是开拓一种新文明。同性质的文明形态只能面对同样的环境因素，开拓新文明的发展道路应是一种“转移式发展战略”。这种观点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历过刀耕火种、毁林开荒的农业文明时代，正因为有了人们对这种被称为“黄色文明”的农业时代的放弃，才使工业文明得以诞生和成长。然而，工业革命虽然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但却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同样可以推断，被称为“黑色文明”的工业文明，其直线“持续”发展，是不会到达本来的新文明的。寻求新文明的战略不应是旧文明的简单延续和推移，而应是对现有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放弃，是在现有文明的“间断”中寻求更高级的文明，是一种文明革命，是向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绿色文明”的质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