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新书《唐太宗治国风云录》的发布会上谈到了唐太宗治下的官场生态：
“为什么唐太宗治国时期，23年都没有‘打老虎’？因为他对官员的管理严格，根本就没有‘老虎’产生。”
“唐太宗立国，吸取了这400年惨痛的教训，把整个组织路线重新拨乱反正回来了，从此不再提唯才士，而提唯贤士，首先是一个好人才能当官，你人都做不好怎么当官呢？”韩昇表示唐太宗首先破除了曹操提出的“才信论”，即唯才是举，因为用功利的人为官，只会导致投机分子的产生，治国不能用没有理想、没有抱负，只有利益的人治国。
而在具体的用人上，韩昇以房玄龄、马周为例，“当朝八个最典型的治国人才中，只有两个人勉强算是唐太宗的人”，但正是有了这些敢于反对唐太宗的人，才使得“制度忠诚”战胜了“个人忠诚”，让每个人都能够各司其职，在治国中发挥最大的效用。
如何杜绝“老虎”产生？
“为什么用了好人当官，效果却并不好呢？除了那么多老虎、苍蝇，就是官员的管理问题。”韩昇认为在这一方面，唐朝的史实有很多启示。唐朝首先对官员严格依法管制，“唐朝是一个非常注重法律的时代，无法不行政。”封建时代的官员既想当官又想捞财，但是唐朝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其次，强调岗位职责忠诚，官员对国家、民族要有崇高的信仰。最后，防微杜渐，管理严格。“严管是对官员最大的宽。”韩昇称，任由官员放纵，在的泥沼里越陷越深，最后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提倡制度忠诚，加强对官员的管理，使得唐朝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吏治，也是确保唐朝走向盛世的关键。”但韩昇指出，唐朝的帝制决定了它只能做到体制内的民主，我们今天发挥共和制的优点，能够做得比古代还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