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初以优贡客都中，以文字受知于曾国藩，师事焉，日与讲求经世学，平生所有，实基于此。及入翰林，未三年而洪军起，李适在籍，佐巡抚福济幕。时庐州已失，福欲复之，不得手；李乃建议先取含山巢县以绝其援，福授以兵克之，由是有知兵名。福疏荐，道员郑魁士沮之，遂不得志，而谤言四起。后授福建延建邵道，拥虚名，无官守。咸丰八年。曾国藩移师建昌，李往谒留焉。旋国藩派湘军新旧九营使弟国荃统之，赴景德镇助剿，以李同往。江西告捷，又随国藩大营两年有奇。十年，国藩议兴淮阳水师，荐李补两淮运使。疏上，清文宗北狩不省。李时年三十八，自叹半生数奇，无复鼎钟望矣。讵知天所以磨厉之者，固别有所在乎。
合肥傅相肃毅伯李公，始以丁未翰林供职京师。其封翁愚荃先生，与曾文正公戊戌同年也。傅相未第时，尝以年家子从文正习制举文；既得翰林，亦常往问业。咸丰二年，文正丁忧回籍，傅相与其封翁从侍郎吕文节全(贤基)，奉旨回籍治团练，自是遂不甚通音问。厥后皖北糜烂，吕公殉舒城之难，而团练事遂无可为。傅相旋入皖抚福元修中丞(济)幕府，中丞盖傅相座主也。然中丞本不知兵，措注未尽合宜，傅相亦不甚得志。会粤贼势益横，傅相病官军之退避也，力请大举一战。是时郑军门(魁士)为总统，谓：“贼强如此，君既欲战，如能保其必胜，愿书军令状否？”傅相毅然书之。官军与贼战而大败，贼漫山遍野而来，合肥诸乡寨皆被蹂躏，傅相所居寨亦不守。封翁先已捐馆，傅相与诸兄弟奉母避之镇江，而自出谒诸帅图再举，既落落无所合。
久之闻曾文正公督师江西，遂间道往谒焉。谓文正笃念故旧，必将用之；居逆旅几一月，未见动静。此时在文正幕府者，为候补道程桓生尚斋、前翰林院庶吉士陈鼐作梅、江宁布政使许振帏仙屏。陈鼐与傅相本系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领。鼐因言于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藉资历炼。”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鼐曰：“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文正许诺，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头痛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盖文正素谂傅相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就范也。
傅相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数月后文正谓之曰：“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傅相亦自谓：“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既而文正进驻祁门，傅相谓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文正不从，傅相复力争之。文正曰：“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会皖南道李元度次青率师守徽州，违文正节度，出城与贼战而败，徽州失陷。始不知元度存亡，久乃出诣大营，又不留营听勘，径自归去。文正将具疏劾之，傅相以元度尝与文正同患难，乃率一幕人往争，且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文正曰：“我自属稿。”傅相曰：“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文正曰：“听君之便。”傅相乃辞往江西，闲居一年。适官军克复安庆，文正移建军府焉。傅相驰书往贺，文正复书云：“若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傅相乃束装赴安庆，文正复延入幕，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
明年，吴中绅士雇轮船来迎援师，文正奏，遣傅相募淮军赴沪，而密疏荐其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可胜江苏巡抚之任。抵沪未及一月，奉命署理江苏巡抚，练兵选将，克复苏、常、嘉兴等郡。遂实授巡抚，加太子少保，赏黄马褂双眼花翎，封一等肃毅伯，勋名几与文正相并，距出幕府时仅逾两年耳。未几绩望日隆，卒蒇文正未竟之绪。文正之志业，傅相实继之。同治十一年，文正薨于两江总督官廨，傅相邮寄挽联云：“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盖纪实也。
咸丰十一年，有旨询苏帅于曾国藩，曾以李荐，且请酌拨数千军，使赴下游助剿。于是李归庐州募淮勇，合肥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兄弟，及潘鼎新、刘铭传从之。国藩为定营制，悉仿楚军规法以训练之；又于楚军中选一健将为其统帅，即郭松林是也。同治元年，淮军成，八千人溯江而下，解松江围，克川沙、奉贤、南汇各处，进克苏、常，实戡定江南第一关键。补江苏巡抚。又克嘉兴，孤杭州之势，金陵底定。而东西捻起，山东、畿辅、河南一带风雨飘忽，僧格林沁阵亡，蔓延楚北。朝命国藩视师，国藩以湘军暮气不可用，且欲持盈保泰，以疾辞，荐李代。李拜命不辞劳瘁，驰逐数省，用合围法，渐次肃清，捻事方了。北洋教案起，法人藉端要索，国藩时回直督，大不理众口，又荐李为北洋大臣，李一到竟化云雾为青天。自是以后，凡交涉事，李又为专门名家。李之勋名威望，至此几与国藩抗矣。(按：此役适普法战事起，法人自救不暇，欧美各国亦注目于此大问题，而此小问题乃消沉于无何有。)
中兴以后，交涉日繁，而北洋大臣适当其冲，非李莫属矣。李在任内，运其全副精神，经营海陆二军，自谓确有把握。光绪八年，法、越衅起，朝议筹防，李复奏有“臣练军十余年，以经费支绌，不能尽行素志；然临阵策应，尚不至以孤注贻君父忧”等语，其自信可想。讵中、日一役，艨艟楼舰，或创或夷，淮军练勇，屡战屡北，岿然威名，扫地已尽。所余败鳞残甲，再经联军津沽一洗，随罗荣光、聂士成同成灰烬。于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三十年所蓄养、所布置，一旦烟消云散，殆如幻影焉。
究其所以失败之由，群议之掣肘者半，用人之失当者亦半。李当大功既立，自视太高，觉天下事甚易。又其故吏裨将，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津要，委以巨任，不问其才可用与否，以故临事贻误，坐偾大机，其一因也。至其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观，何也？则“官督商办”一语误之耳。自同治元年讫光绪二十七年，此四十年间，李无日不在要津。其称为闲散者，则乙未三月至丙申三月，凡一年；戊戌八月至庚子八月，凡二年。己乙丙之间，入阁办事，及戊戌八月至十一月，退出总理衙门。其间奉命治河、商务大臣、总督两广，在他人之为，亦为优差；而按李之一生赫赫炎炎，不得不谓为末路也。洎赴德见讽有俾士麦，赴日乞怜于伊藤，尤末路之忍气矣。
李文忠致谤之由
当光绪初元，凡人言及李文忠，无不痛詈之者，无论上下社会之人，众口一词。按文忠得谤之由，自苏绅起。当苏州克复之日，大兵进城。伪忠王府有牌坊一座，上刊颂语，款列众绅，如翁、潘、彭、汪等名，皆一时朝贵。合肥遣兵数百守之，不使拆。其实与名之人，非建坊之人，无赖小绅借大绅之名以媚伪王。合肥不知，以为若辈竟暗通反寇，将穷治之；后察知其实，遂听其拆毁。然而苏人竟因此恨文忠矣，所不恨者潘方勤耳。
文忠口无择言，亦不能为之讳。光绪改元恩科，顺天乡试，适文忠因事入觐，公事毕，已请训辞行矣，因榜期在迩，遂勾留数日以候之。届期，文忠于贤良寺(文忠入京之住处也)设筵，邀同乡显贵数人，秉烛通宵以候报。至天明无一来者，遣人至顺天府阅榜，安徽竟无一人。文忠颇怏怏，即大言曰：“咸丰戊午，北闱不中吾皖一人，闹出柏中堂大案，不要今年又闹笑话罢？”即登舆出城而去。此言传于各主司之耳，岂能不恨乎？穆宗奉安之年，文忠照例办皇差。内庭派出大臣有灵桂者，亦大学士也。而文忠之走卒舆夫等，皆以为中堂仅合肥一人耳，又安知京中尚有无数中堂者。至尖站处，灵桂舆夫将灵桂大轿停堂中，文忠舆夫曰：“此我们中堂停舆地，何人敢停此？”灵之人曰：“我家亦中堂，且满中堂，位在尔中堂之上。”李之人不服，大骂曰：“非我中堂，尔中堂尚有今日耶？”遂交哄。文忠闻之，命巡捕官传语止斗，且曰：“让让他，让让他。不要惹动疯狗乱咬人，不是顽的。”此言也，非指灵桂，乃暗指诸御史也。然灵桂闻之，岂有不恨之理？夫文忠尚能督畿辅二十年而不遭祸者，一由恭亲王倾心相托，二由慈禧尚有旧勋之念，三由文忠每年应酬宫闱亦属不资，不然危矣。
李文忠之谩骂
文忠对于下属若喜之，则必曰：“贼娘好好的搞(合肥土白)。”故属员受文忠之骂者，无不喜形于色，自以为红也(官场有“红员”之称)。一日某候补知县谒文忠，文忠曰：“贼娘好好的搞。”某立而对曰：“卑职不敢贼大人娘。”文忠竟无辞以对。
中堂目疾
李文忠之对僚属，恒倨傲侮慢，无所不至；然有面折其过者，则亦深自引咎。某大令进谒行半跪礼，文忠仰天拈髭，若未之见者。既坐定，问：“何事来见？”对曰：“闻中堂政躬弗豫，特来省疾。”曰：“无之，或外间传误耳。”曰：“否。以卑职所见，中堂或患目疾也。”笑曰：“是益谬妄。”曰：“卑职方向中堂请安，中堂未见，恐目疾深，中堂反不自觉耳。”文忠为之举手谢过。传说文忠自手书楹帖云：“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论者谓为真宰相语。
马关之奇辱
甲午马关议和，李与日大臣述论高丽，龃龉过甚。伊谓李曰：“今日之事无他，仅割与不割四字。”李参以他语，伊他顾不应者久之，旋以怒相加，俾速决。李亦奋退，谓人曰：“李某名在全球，决不受此奇辱，报之必矣。”遂潜至京师与俄使相商，怂恿备至。俄使密与德国出面干涉，辽东卒不能割。故李再至马关遇刺客，闻日人至今以为大耻。日俄之战，远因亦系于此。
卑视外人
甲午以前，人皆詈李文忠媚外，今沟瞀儒犹尚持此论。不知文忠卑视外人之思想，始终未尝少变，甲午以后，且益厉焉。其对外人终不以文明人待之，此老倔强之风力，今安得复睹其人哉！其使俄也，道出日本，当易海舶，日人已于岸上为供张行馆，以上宾之礼待之。文忠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复履日地，从人敦劝万端，终不许，竟宿舟中。新船至，当乘小舟以登，询知为日本舟，遂不肯行；船主无如何，为于两舟间架飞梁，始履之以至彼船。其晚年直总署也，总署故事，凡外国使至，必以酒果款之，虽一日数至，而酒果仍如初，即此项已岁糜数千金。公至署，诸使来谒，署中依例以酒果进，公直挥而去之，曰：“照例外宾始至，乃款酒果，再至则无也。”诸使皆色变，然竟不能争。法使施阿兰狡甚，虽恭忠王亦苦之。公与相见，方谈公事，骤然询曰：“尔今年几何矣？”外人最恶询问年龄，然慑于公威望，不能不答。公掀髯笑曰：“然则是与吾第几孙同年耳。吾上年路出巴黎，曾与尔祖剧谈数日，尔知之乎？”施竟踧踖而去，自是气焰少杀矣。丁酉岁暮，俄使忽以书来求见，公即援笔批牍尾曰：“准于明日候晤。”时南海张樵野侍郎在座，视之愕然曰：“明日岁除矣，师尚有暇晷会晤外人乎？俄使亦无大事，不过搅局耳。不如谢却之。”公慨然曰：“君辈眷属皆在此，儿女姬妾团情话，守岁迎新；惟老夫萧然一身，枯坐无偶，不如招三数洋人，与之嬉笑怒骂，此亦消遣之一法耳。明日君辈可无庸来署，老夫一人当之可矣。”其侘傺如此。
翁同龢、吴大澂与李鸿章
翁同龢善书法，喜豢鹤。有鹤飞去不返，翁曾自书赏格，招人代觅，大书“访鹤”二字，榜示于正阳门瓮洞。时人善其书，揭之去，三易而三揭之。吴大澂者，喜于纸上言兵事。甲午中东失睦，吴正抚皖，上书万余言，历陈战之利，且自荐焉。上任之，至旅顺大败而归。时人曾戏拟联语以讥之云：“翁同龢三次访鹤，吴大澂一味吹牛。”又李鸿章入枢府时，翁同龢领水曹，亦有人戏以联云：“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小民荒。”盖李合肥人，翁常熟人也。
(文章摘自《清朝野史大观（全三册）》作者：小横香室主人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