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如今，“我比窦娥还冤”这句话，几成日常口语。一方面说明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之普及广和影响大，另一方面也说明窦娥之冤，是大众普遍的共识。笔者无意推翻这种“共识”，因为笔者与大家一样，都是富有同情心的局外人、旁观者，都是看戏、读剧本的，剧情摆在那儿，一目了然。但是，如果我们换个位，不做观众和读者，而是入戏，在剧中扮演某个角色，结果又会怎样呢？恐怕你就不会再说“我比窦娥还冤”了。
元代法官断案特点：重法律更重法律之外的原则。
窦娥之原形，是汉代的“东海孝妇”，我们不说汉代，单说元代。根据现存的元代书判来分析，不难发现这一特点。
元代法官裁判案件的依据，除了法律以外，似乎更重视伦常、息讼、恤刑、人情等原则。伦常，孟子谓之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五伦，意在维护社会和家族等级的尊卑长幼关系；息讼，表现为力求原、被告双方尽可能心悦诚服，目的在于打击健讼、减少诉讼；恤刑，包括先教后刑、处刑轻慎和对官员、士人及其家族的优礼、开脱，内涵较明确，有偏向之嫌；人情，比较好理解，是指法律和原则以外的社会一般处事方式，反映了元代法官自身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评判标准，具有内涵广泛而直观的特点。
窦娥作为一桩人命官司的被告，法官对其判决斩刑的依据如下：
一，张驴儿父子与窦娥婆媳之间，既无合法联姻关系，又非亲属和朋友，窦娥婆媳为何任其到家中居住？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想？无非另有隐情。隐情是什么？不是对方用强，就是双方关系不正常。真实的情况是，张驴儿父子都是无赖泼皮，确实用强了。但法官根据窦娥婆媳没找有司报案为由，不予采信。同样，对于窦娥的自我辩护，法官也不相信，依据是“羊肚汤”是窦娥下厨烹制，张驴儿怎么会下毒毒死亲生父亲？这些均是因为法官站在维护封建伦常的角度来思考的结果。
实际上，关于张驴儿原本想下毒毒死蔡婆婆这一情节，赵炎以为，主审法官再是笨蛋，也会有所觉察。但遗憾的是，窦娥作为一个妇道人家，对张驴儿企图毒死蔡婆婆意在霸占自己的动机，根本说不出口，张驴儿也乐得推诿。而法官或许也会认为，如果张驴儿想霸占窦娥，那么，蔡婆婆就是未来的长辈，杀长辈，明显有违伦常，这是法官们所不乐见的。可见，窦娥之冤，冤在伦常。
二，人命官司在哪个朝代都是大案要案，者偿命，如同欠债者还钱一样，于法于理都是合适的，从息讼的角度看，判斩刑也是必然。如果者不受到严惩，反而逍遥法外，就等于官府鼓励，提倡，那社会就毫无安全感可言了。
其实还有一位重要的人证，就是赛卢医。这人不是个好郎中，图谋杀害蔡婆婆在先，向张驴儿出卖毒药在后。窦娥应该是知道这人所做的坏事的，否则不会对张家父子存了报恩之心。如果一开始窦娥就将未遂的赛卢医报官的话，官府早些介入，也不至于让这位重要人证给跑掉。
窦娥收集物证或许不太容易，但人证还是有条件的。人证，在古代律法中，许多时候具有人情或的意味，可有效左右法官的价值取向和判决选择。如元律中有“律意虽远，人情可推”的说法，元代还有法官直言人情（）的重要性：“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
也就是说，窦娥在衙门进行抗争时，如果有左邻右舍或保甲长这些正面的人证，同时还有赛卢医这个反面人证，对坚守“德礼为政教之本”的法官来说，即意味着是一种不可“拂”的人情，从而影响法官在“受贿人情”和“人情”方面做出理智的选择，作出“实与经不相悖”的客观判决。
说到这儿，如果还有人把“我比窦娥还冤”这句话当口语，那我只能认为你还未学会反思。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若是每天做到反思一下自己，工作上是否忠直勤恳，待人接物是否讲信用，是否每天坚持抽时间学习。世道纷纭，熙熙攘攘，保持真我，心不为外利（力）所动，不断在反思中完善自己的人格和操守，谁还能平白无故地冤枉你？人家窦娥蒙冤，是因为没读过书，没学会反思，身处黑暗的男尊女卑社会里，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而已。时至今日，再有人说这句话，显然欠考虑，不合时宜。（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