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有方：鲁迅对的态度

　　1932年1月28日，进攻上海，中国坚决抵抗。鲁迅的寓所就在司令部附近，“遇战事，终日在枪炮声中”(鲁迅日记)，更有一颗子弹洞穿而入，后又遭到搜查，处境非常危险。在内山完造的邀请下，鲁迅及周建人一家搬到内山书店，厚被子遮窗熬了一星期才移往别处。可是对这段日子，鲁迅日记却“失记”，这让作者非常困惑。须知，在此期间内山书店成了的“后勤部”，“日本店员加入了在乡军人团做警卫工作，店内不断烧饭制成饭团供应门外守军的军人进食”(许广平语)，此等情形鲁迅不会不知道，但怎么就那么平静呢？更让作者不可思议的是，值此危亡之际，鲁迅在买书饮酒之余竟有心情“邀妓”！这不能不说是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我查了手边几本鲁迅传记，确实都没有人说这一段。比如朱正《一个人的呐喊》摘录了1月28日到2月6日的日记，但并未对“1月31日至2月5日失记”特别在意，只是摘引了鲁迅致友人的三封信加以补充。曹聚仁《鲁迅评传》根本没有提到此事，却介绍了内山完造回忆录中的一个片段。有一天，鲁迅对内山说：“老板，孔老夫子如果此刻还活着的话，那么他是呢？还是排日呢？”内山笑道：“大概有时，有时排日吧。”鲁迅听了，就哈哈大笑起来了。考虑到鲁迅和内山笑谈是在1931年后，“之间的情绪，紧张到那么程度”(曹聚仁语)，会不会更加觉得不可思议呢？何况鲁迅在上海的住所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且其在重大困难时差不多总能获得日本人内山完造的帮助(而当年就有人指责内山是一名日本间谍)，鲁迅的“立场”何在？
　　
　　其实，鲁迅当然是反对的。比如在回答“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时，他使用了“日本帝国主义”一语。在《“友邦惊诧”论》一文中，更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这样痛切的指斥。林贤治在其《鲁迅的最后10年》一书中指出：在鲁迅看来，“日本就是两个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日本与人民的日本，战争的日本与和平的日本”，“目前在经受着前一个日本的侵略和奴役的情况下，则必须驳斥诉诸‘亲善’‘提携’之类为不抵抗主义张目的论调；惟以坚决的抵抗，才能迎来后一个日本，也即中日共处的将来”。
　　
　　不过，鲁迅确实不是个一般意义上的主义者，他首先是个个人主义者。在中日如此紧张之下，作为个体的鲁迅和作为个体的内山完造仍然保持深厚的私人情谊，多半也要从这个角度来寻求理解。还是林贤治指出的，鲁迅看待国家和的立场，乃是有权者和无权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对立，显然超越了简单的国家和分野，因为日本和中国都有压迫者，也有被压迫者。循此逻辑，最令鲁迅有压迫感的未必是日本侵略者，反倒是中国有权者，事实上鲁迅晚年的最大痛苦来源恰恰是的文网。吊诡的是，这一点可能被日本“利用”了，而鲁迅又“利用被利用”得以在险境中存活。“一二八”事变，鲁迅似乎只是以“中华连年战争”之一视之，不同之处在于“未有切近如此者”。在分际上如此“无态度”，应非鲁迅难得糊涂，而是一以贯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