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章太炎认为中国应该向日本宣战。他说：“今日之势使我辈处之，唯有一战，明知必败，然败亦不过失东三省耳，战败而失之，与拱手而授之，有人格与无人格之异，则国家根本之兴废亦异也。”在步步蚕食东三省时，他与马相伯、张一麐、李根源、章士钊、黄炎培等，两次联合通电，批评的妥协退让政策，要求动员组织民众投入，收复失地，以延国命。忧愤之中的章太炎，不顾花甲年岁，毅然北上进见，代东南民众力呼出兵抗日。
1932年“一·二八”第一次淞沪战役爆发，章太炎严厉抨击政府不抵抗政策，并与爱国老人马相伯联合宣言，指责。目睹十九路军将士奋起抗日的英雄壮举，他满怀激情写下了《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予以热情歌颂。期间，他支持夫人汤国梨参加创办战地医院的活动，救护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十九路军撤离上海后，他们将淞沪战役中死难将士，迁葬于广州七十二烈士墓。章太炎闻听后甚为高兴，他欣然撰写了《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赞颂为国牺牲将士的英雄豪气。当他得悉冯玉祥将军率领同盟军在察哈尔重创敌人时，他与马相伯多次通电祝贺鼓励，并撰写了《察哈尔抗日实录序》，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抗日英雄的崇敬之情。在这前后，他为拯救危亡中的国家，又再次北上京华，在街头进行演讲，鼓动抗日。
对章太炎早有戒心的，竭力想拉拢他，特别邀他去南京，想给他授个什么头衔，企图收买或软禁他。章太炎洞察其中阴谋，以病拒辞。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恰好爱国老人李根源、张一麐、陈石遗、金松岑等发起讲学，邀请已南归在沪的章太炎莅苏讲学两个月，章太炎欣然应邀答应。章太炎一生曾多次举办过这类讲学活动，1932年秋来苏州是他晚年最后一次讲学。他是想用讲学的方法，传播民族文化，以保全其救亡之志。
1933年初，根据章太炎的建议，苏州成立了“国学会”，同时创刊了由章太炎题签、陈石遗主纂的会刊《国学商兑》。章太炎还撰写了会刊宣言。宣言中，章太炎竭力推崇和提倡范仲淹的“忧乐观”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充分表达了他爱护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力主抗日拯救危亡中的国家的意愿。
1933年春季，章太炎到苏州讲学不久，伪满政府成立，日本侵略者又在酝酿策划大举进犯中国。章太炎心情激荡，无法平静，他在讲学场所，在与人交往中，大声疾呼抗日救国，勉励前方将士奋力杀敌；而对于消极沉沦的胆小怕事者，他愤而严厉谴责。
对于章太炎的影响和声望，政府深感惊恐。他们通过辛亥革命时章太炎与张继、章士钊、邹容等结为弟兄中的张继，转托在苏州的李根源传话，希望四人中的“大哥”章太炎“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则不顾四弟兄的金兰之谊，立即写下了《答张溥泉(即张继)书》，他以民族存亡的原则出发，向老友晓之大义，劝勉以抗日为重。就这样，章太炎不畏利诱、我行我素、坚持主见的秉性，受到当局的种种限制，诸如他的言论严禁布刊等。
对此，章太炎虽已年迈，却毫不气馁。一次章太炎在杭州“楼外楼”巧遇了夫妇，他还是以怪脾气相待。那天，章太炎恰好在那里写字，客气地说：“太炎先生你好吗？”章太炎不屑一顾地应付说：“很好很好。”当又问他近来的情况时，他定然回答说：“靠一支笔骗饭吃。”自知没趣，说要用车送章太炎回去，章太炎则坚辞不坐。在无奈情况下，就送了根手杖给章太炎，这倒使他感到中意而爽快地接受了。
1935年的春天，委托中常委、国府委员、中执委的老同盟会员丁唯汾，专程到苏州看望章太炎。丁唯汾原本想与章太炎聊天叙旧，可此时他在章太炎眼中，上已非昔日的同志了。就在丁唯汾扫兴而归时，留下信封一个，内存支票一万元，说是给章太炎“疗疾之用”。因考虑直接拒收将导致的震怒招来报复陷害，经其夫人汤国梨的参谋，特在报上刊豋了启事，阐明同仁所馈赠的一万元，本是用于治疾，现因病已渐恙，故已移用事关重大又急需经费的国学会。这棘手的一万元的问题，就这样得到了妥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