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随笔:语文何止“三傻”

2019-11-18 17: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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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德阳市第八中学 许必华

  陕西省甘泉初中的王延军老师在《语文教学通讯》2013.9B上发了一篇《改造“语文三傻”》的文章,颇有见地地介绍了一种语文教学中存在的普遍的消极现象:师生很认真地探究“傻问题”,培养出来不会思维的“傻瓜”,遇到实际问题“傻眼”。这就是所谓的“语文三傻”。是的,当今语文教学是存在这些问题,是让我们语文教师有些汗颜。实际上,王老师还可以拓展一下,不止是语文,大约中国所开设的所有学科都有这些问题;也不止“三傻”,还可以翻倍甚至更多的“傻”。面对如此多的“傻”,我们颇有些无所适从。以前,我们有历史虚无主义,现在,我们又有了现实虚无主义。批评多而建设少,是很容易走向现实虚无主义的。

  王老师有关“傻问题”的第一、第二、第三傻,就观点而言,都是对的。但其支撑观点的案例,却颇值得商榷。

  王老师说:“所谓‘傻问题’第一傻是没有思维值,学生不需费脑筋;只要在书本上画画,‘循章摘句’,只是让学生成为‘书橱子’。……我们所说的‘傻问题’是指教学的最后目标就是停止在这种简单的整理、寻摘地步。”支撑这个观点的是两个案例:一是《唐雎不辱使命》中课后练习的提问,“秦王是怎样恐吓唐雎的?唐雎是如何回应秦王的?”二是《好嘴杨巴》中课后练习的提问,“杨巴‘奇’在什么地方?给你留下什么印象?”把这两个案例中的提问作为第一傻的“傻问题”,而且矛头直指教科书,是很有分量的。不过稍作分析,却又失之偏颇,理由有三:

  第一,我们的教师教书,就只是为了课后的几道练习题“帮”学生解决掉,就算是完成了教学任务吗?如果这样,所有的老师都可以失业了,因为教参已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写得一清二楚,只须一个哪怕是一条狼狗,把学生管在教室里边,给他们一人发一本教参,照着教参把课后的习题做好,而且是完美的100分,多省事呀,还花那么多钱请教师讲这样的“傻问题”干吗?

  第二,教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整体把握到细节探究,必然会抽丝剥茧般走进文本深处;同时又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从简单起步,借用学生的已有认知走进学生的就近发展区,一步一步走向文本认知的高度。而“在书本上画画,‘循章摘句’”正是学生学习的整体把握和起步阶段,不同的老师,必然会引向学生走到不同的深度,达到各自的高度,但绝不会“停止在这种简单的整理、寻摘地步。”

  第三,正是因为有这种认识——认为语文老师的本事就只是解决几道课后练习,才有了社会上认为的语文谁都能教——不过就是拿一本教参上课而已——的可笑认知。语文的深度、广度、温度,语文的情味、韵味、品味,没有十年磨一剑的功夫,是感觉不到的。比如《陋室铭》中的一个“馨”字,只要会拼音的人都会认得;只要能识字的都可以照课下注释讲:“馨,香气,这里指品德高尚。”但专业老师一定会这样讲:《爱莲说》中的“香远益清”告诉我们,君子的美名会像莲花的香气一样远播,越远越显得清香。这个“馨”字,也就写出了室主人因品德高尚而美名像香气一样随风飘远,这样也就和前面的“山以仙而名,水以龙而灵,则此陋室亦当以吾德而芳名远播”(人教社八上教师教学用书P186)对应了。没有专业的水准,是永远无法这样解读一个“馨”字的。我常说,语文教学的专业水平决定着语文教师的地位,因专业而无法替代,才是语文老师的价值之所在。

  王老师说的“傻问题”第二傻,“是对文本内容不分辨其是非,凡是选进教材的都信其为真,不质疑,不反思,居然把问题文本能讲得似乎头头是道。”支撑这一观点的案例是《中国石拱桥》,这一课在靠后的第9段中说:“为什么我国的石拱桥会有这样光辉的成就呢?首先,在于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他们制作石料的工艺极其精巧……其次,我国石拱桥的设计有优良传统,建成的桥,用料省,结构巧,强度高。再其次,我国富有建筑用的各种石料,便于就地取材,这也为修造石桥提供了有利条件。”王老师认为这一段作为说明文本讲本身就有问题。理由是:“其一,‘我国的石拱桥……’,这个表示比较的话语是置于与其他国的比较之下进行的。问题就来了,这段说明文字把‘我国石拱桥’发达、有成就之原因归之于‘我国劳动人民’如何如何是不能说明最值得比较的原因的……作者关于这段原因的表述从说明文的角度看,太突出对劳动人民的尊重,而没有从客观性上分析。”

  首先,我不同意王老师的“比较”说。第一,茅以升先生在本文中并没有说到外国的石拱桥。就本文的语言系统来看,是没有这方面的比较的。本文的题目叫《中国石拱桥》,说“我国的石拱桥”完全扣题。至于说是在与外国进行比较,完全是王老师的想当然。如果说“是”就想到“非”,说“黑”就想到“白”,那只是一种思维方式。文本中的比较,必然要在文本的语言系统中以文字的方式呈现。第二,说明文中的“作比较”,或就是文学作品中比较的写作手法,也必然有比较点,要通过比较来突出什么。如果说拿外国人民的不勤劳不智慧作比较,来“突出对(我国)劳动人民的尊重”尚可,问题是茅以升先生提都没提别的什么国,何来比较?第三,茅以升先生之所以要把“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放在首位,是有时代特色的,本文发表于1962年的《》。说明文也要知人论世,还用多解说吗?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