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人中，可谓是终身学习、酷爱读书的典范，他一生读书之多、之广、之深、之活，无人能出其右。的读书方法可归纳为四点：
其一，大量批注，言如珠玉。读书有爱写批注的习惯。有的批注已经失散，目前出版的有三大批注集。一是早年读《伦理学原理》的批注，收录在1990年出版的《文稿》中，约2万字。二是在延安时期读苏联哲学教科书等10本哲学书籍的批注，全部收录在1988年出版的《哲学批注集》中，约2.7万字。这本“哲学批注集”是我负责主编的，我接触到原件，看见的批注文字密密麻麻，有的书页上下两端、边白中缝都是，有的书页圈点密集，杠道不断，圈内有圈，杠外划杠。这反映了他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三是新中国成立后他读文学、历史古籍的批注，大多收录在1993年出版的《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约3000字。他的批注，有的是对内容的提要，有的是对人物或思想的评论，有的是联想相关事情的发挥，有的是思想的喷发。批注有短有长，不拘一格，短的只有一个字，长的多达2000字。有的批注内容极为丰富，似串串思想“珍珠”，可谓“大珠小珠落玉盘”。
其二，领悟真谛，掌握方法。读书虽很刻苦，但不死板。他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人，领悟能力极高，没有丝毫的学理主义、书呆子习气。善于掌握“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一优点，为他后来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马列而马列，而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找立场、观点、方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的这个“领悟真谛，掌握方法”的读书要领，在延安时期得到进一步发挥，逐渐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中国人特有的比较完整的强调学马列主义主要是掌握其立场、观点、方法的“思想方法论”；在指导思想上也逐渐形成了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念，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其三，广收博览，发展创新。这是读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他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各种书籍。所以比他同时代的许多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还要指出的是，仅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对于他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来说，只是一个基础条件，而不是完全充分的条件。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的许多思想理论既源于他读过的书本，又高于他读过的书本。他不仅能广泛汲纳书本知识，而且能融会贯通实践经验，因而能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发展创新。这在他读哲学书籍的批注以及以这些批注为基础而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展现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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