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官场不乏一些廉洁官员以身作则、重视教育、严格管束“身边人”，甚至以一些制度来约束身边人的好典范。但是，古代历史上官员“身边人”的劣迹还是频出，必须有个能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相对完善的制度，不容特权存在，才能制止歪风邪气，实现吏治的清明。
中国古代各级官员是治理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的优劣好坏决定了国家的吏治。同时，与官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身边人”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官员的廉洁公正，以及行政职能，甚至于存亡安危。
一、历史上很多官员“身边人”常有劣迹
所谓官员的“身边人”，它包括官员的直系亲属、官员信任的下属以及与官员有某种关联的其他人等，如远房亲属、师爷、朋友，甚至家中的僮仆、屯丁等。历史上，很多负面事件都与官员“身边人”有关。
公元273年的一天，负责吴国首都治安秩序的司市中郎将陈声，抓获一个抢夺百姓财物的人，该人穿着讲究、态度傲慢，一问，才知道是皇妃的手下。光天化日在天子脚下公然抢劫，若不整肃一番，就太不像话了，于是，陈长官处决了抢劫犯。没想到“姬诉于吴主，吴主怒”(《资治通鉴》卷八十)，吴主孙皓找了个由头，用热锯子把陈声的头给锯断了，尸首分离。
梁武帝萧衍的侄儿临贺王萧正德“昵近小人”，纵容手下在吴郡“杀戮无辜，劫盗财物”，在江乘“夺人妻妾，略人子女”，他品德很差，还一度叛投北魏。对皇亲贵族一贯很包容的梁武帝曾经责问他：“难道你狼心不改，尽想干坏事、败坏国家大计才开心吗？”于是，把萧正德罢官、削爵，发配远方。但是，萧正德还没有到达发配地，武帝又赦免了他，还让他当官。侄儿根本就不领情，反而变本加厉，最后豢养了一帮死士勾结侯景于公元548年反叛梁朝，自称皇帝。梁武帝如此姑息皇族，换来的却是亡国的恶果。后来，萧正德也被“朋友”侯景杀害。
明朝正统初年，内阁首辅杨士奇的儿子，“居家横暴，乡民甚苦之”。但是，对于这样的官二代，没人敢说话。一个在京为官的同乡叫王抑庵，回家休假时耳闻目睹了杨公子的行径，就把杨公子在家干的坏事都告诉了杨士奇。杨士奇很震惊，找了个机会回老家“考察”儿子。杨公子穿了廉价的鞋子和粗布衣裳，离开家门数百里外来迎接老父亲。杨士奇对自己儿子很满意，认为王抑庵是眼红自己的官运，别有用心，遂与他绝交了。后来，杨公子在老家干的坏事终被乡民们举报到了，杨公子被“处以重典”(《四友斋丛说》)。
顺治初年，“宣府巡抚李鉴以赤城道朱寿錅贪酷不法，将劾之。”(《清史列传》卷一)“问题官员”朱寿錅找到位高势大的亲王阿济格的亲信绰书泰，请亲王帮他写了条子打招呼，但是，李鉴迟迟不应。阿济格带兵经过宣府的时候，特地召见李鉴，要其释放朱寿錅，李鉴不同意。阿济格就派绰书泰同总兵刘芳名带兵去李鉴的衙门，“硬骨头”李鉴不仅没有释放朱寿錅，还把这事汇报了朝廷，朱寿錅、绰书泰均遭处决。阿济格在胜利班师后，不仅没有升官，反而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这件事即是宣布的罪状之一，众多原因导致阿济格最终被赐死、除爵。
官员“身边人”做出不轨之事，这在历史上不胜枚举，甚至太监的“身边人”也，这在封建时代不是偶然事件。
二、古代官员如何管束“身边人”
古代也有严格管束“身边人”的好例子。汉明帝时期，“馆陶公主(光武帝的女儿，汉明帝的姐姐)为子求郎”，汉明帝不同意，他对大臣们说：“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受其殃，是以难之。”
尚书阎章的妹妹是汉明帝的小老婆“贵人”，而且，阎章自身也很有能力，按照惯例应该晋升，但是“帝为后宫亲属，竟不用”(《资治通鉴》卷四十五)。严格管束自己的亲属，不随意授予官职，史书对汉明帝的评价相当之高：“吏得其人，民乐其业，远近畏服，户口滋殖焉。”
公元303年，晋朝荆州刺史刘弘推荐立过战功的皮初担任襄阳太守，朝廷认为皮初资望太浅，建议任命担任过东平太守的夏侯陟为襄阳太守。刘弘不同意，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夏侯陟是他的女婿。他对同僚以及部属说：“夫治一国者，宜以一国为心，必若亲姻然后可用，则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政哉！”更上奏朝廷：“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皮初之勋，宜见酬报。”朝廷只好听从。刘弘不重用自己的女婿，而是重用功臣，传为美谈。那时候的西晋已经大乱，但是荆州，因为刘弘“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公私给足，百姓爱悦。”(《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成了一方乐土，许多难民都移民过来。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朝廷一改奢靡之风，提倡节约简朴。一天，驸马韦处仁戴了条漂亮的夹罗头巾去见皇帝，皇帝老丈人对他说：“由于赞赏你家世代门第清高素雅，不尚虚华，所以才把公主嫁给你，这么豪华贵重的头巾，对你不适合啊！”(《续世说》)——驸马从此不敢再穿高档奢华的衣裳。
宋代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向传范在宋仁宗时已经担任过地方长官，到宋神宗时期，枢密院要选其为郓州地方长官，谏官杨绘上奏：“郓州领京东西路安抚使，不宜以后族为之”。——因为向传范是皇后的叔叔，杨绘认为从约束外戚的角度来看，不宜让他掌握太多的权力。有官员辩称说这不违反常规。宋神宗说：“得谏官如此言亦甚好，可以止他日妄求者。”(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任命向传范担任了重要性较低的潞州地方长官。
明英宗时期的名臣王恕，“官至宫保，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家用常常捉襟见肘，王公子成天愁眉苦脸，王大人就悄悄对他说：“儿啊，你大可不必担心家里贫穷，我们家早就藏有很多的财宝，根本不需要揩公家的油！”公子听了后，将信将疑，王大人领公子绕到了屋后，指着一块地说：“此藏金所，有金一窖。”公子眼睛发亮。王大人领了他又绕到另一处说：“此藏银所，有银一窖。”王公子心满意足。王恕去世后，王公子去当年老爷子指的“金窖”“银窖”处挖宝，“向所指处掘之，皆空窖也”。
明仁宗的张皇后全力扶助九岁的孙子正统皇帝登基，时时督促其勤奋学习管理国家的经验。值得一提的是，史书称张太后“遇外家严”，从不轻易给娘家人升官赏赐，不许他们搞特权，也不许他们接触国家政务大事，当时虽然皇太后权力极大，却没有出现历史上时有的外戚跋扈现象。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十二月，顺天府接了一起旗人四舒、华善等与房山县百姓争夺煤窑的案子，案情不复杂，错在旗人强势。但是，旗人后面的靠山是当时的康亲王，所以，在顺天府丞王维珍审案的公堂之上，王府办差的人根本就没把顺天府放在眼里，带领一帮闹公堂。顺天府不敢怠慢，就把这事汇报给了康熙皇帝。
康熙指示立即把大闹公堂的几个旗人拘押了起来，并特别批示：“四舒等挟制官司，横肆诟詈，情殊可恶！再加严审治罪，其主一并察议。”办事大臣汇报康熙，这些人是康亲王的手下，意思是提醒皇帝可否高抬贵手。康熙不吃这套：“朕止论事之是非，不论其为何人也。”(《清史列传》卷一)皇帝的话说到这份上，于是，执法部门立即“特事特办”，结果把四舒、华善给处决了，王府其他涉案的办事人员以及管理煤窑的官员都受到相应的处罚，康亲王虽然不知情，也受到罚俸的经济处分。同时，对于不畏豪强、秉公办案的顺天府王府丞，记功一次。
康亲王因为没有管束好身边人，使得身边人骄纵违法，因而受到重典严处，自身也受到了处分。而，康熙皇帝并没有因为康亲王是自己堂兄曲情庇护、纵容违法，堪称是个头脑清醒的皇帝。
三、约束官员“身边人”是个系统工程
身在官场，如何管束“身边人”，这是个系统工程，古代有很多值得借鉴的范例。
(一)廉洁官员以身作则，成为身边人的表率
历史上很多懂得“败由奢侈成由俭”道理的高官都以身作则，告诫子孙不能奢侈浪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北魏的司空长孙道生，一生清廉节俭，骑马时用于遮挡尘土的一件熊皮做的障泥，总是洗了再用，破了再缝，多少年都不换新的，亲属也都自觉厉行节约的家风。皇帝派人编写的歌词中说：“智如崔浩，廉若道生。”(《续世说》)——号召全国的干部都要学习崔浩的智慧，学习长孙道生的廉洁作风。
卢承庆在唐高宗年间曾任宰相，博学有才干，临终时教育儿子：“我死后穿平常衣服就可以了，不要用牲畜祭奠，坟墓的高度只要能辨认就可以了，不要搞那么高大宽广的。只用棺材，不要再弄个棺外椁，一定要简单；碑文只记载官号和生卒年月，不要写许多漂亮话在上头。”这不仅对亲属们是很好的表率，在号称盛世、生活富足的贞观年间，这样的高级官员俭朴平实，不尚浮华，对于世风也是一种积极倡导。
后唐名将李存审，凭着战功，官至宣武节度使，深受皇帝信任，他常对自己儿子们说：“我的家境贫寒，年轻时带剑从军，四十年来出生入死，历经艰难困苦才有今天的位置，你们看我全身上下被利箭射中的100多处伤口就知道了。”他边说还拿出箭头给儿子们看，以此来教育后代不要奢侈浪费，要积极进取，勇于吃苦。后来，他的儿子们都成为当时颇有作为的大臣。
后周的大臣李昉在朝代更迭后，深得宋太祖、宋太宗的器重，原因是其人品好、为人忠厚朴实。他持家教育后代“家法尤严”，在经济上实行平均配给制，要求在京城当官的子孙，所得薪俸不许私自动用，连同老家庄田的收入一起存放入家族的库房里，再向家族各房平均分配生活津贴。在李昉的管束下，家族团结和睦，深得时人称颂。
(二)古代官员对“身边人”的教育抓得很严
古代有见识的官员平时就很注重对身边亲属的教育。李晟是唐德宗时期的大将，被称为“万人敌”，虽然行伍出身，却从未忽视对子女的教育。
一次，李晟做寿，其女从婆家赶来为父亲庆贺。酒宴中，侍女来汇报说她的婆婆生病了，她自己不回去只是敷衍地派了个人回家照料。李晟知道了，很生气，教育女儿要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孝敬公婆。女儿听从父亲的训教，连忙收拾行装赶回去照料婆婆去了。随后，李晟还亲自到女儿家去看望亲家，表达了歉意。
李晟不仅是一名成功的官员，他家的家风也非常好，因其曾被封为西平郡王，所以，其家法也被时人称为“西平礼法”，成为历代家教的表率。
此外，在唐朝还出了个以治家严谨闻名的“柳氏家法”。“初公绰理家甚严，子弟光禀诫训，言家法者，世称柳氏。”(《旧唐书》)柳公绰对子女们也要求十分严格，经常教育子侄辈们要勤俭节约、尊敬长辈，同时还要求他们尊重府中的各种职员，不要因为职位低而轻视他们。在严谨家风的熏陶下，柳公绰的孙子柳玭写下了《诫子弟书》和《柳氏序训》，以此教育柳家后代。唐代柳公绰与其弟柳公权、其子柳仲郢、其孙柳璧、柳玭等皆至高官，一门显贵。
众所周知的“包青天”包拯，也极其重视对子孙的品德教育，常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包拯还将家训镌刻于石碑，镶在家中墙壁上：“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三十七字，真可谓言之谆谆，用心良苦。
古代官员在外做官，常与家人分隔两地，“家信”成为官员教育在老家子弟的一种重要方式。
明神宗时的“宰相”沈鲤在京为官，经常写信约束在商丘老家的亲属：在出行上，不许儿子“出入公门，招惹是非”，“拜客只可骑马，不可乘车”；在产业上，要求自家减少田亩，不要多积财货，不要购置太多的房产田地，“使身终之日，留下争端，自取辱名”；在衣着上，要求家人子弟“衣服勿太华美，器用宁可欠缺”。他还经常写信提醒亲属“秋夏粮及早上纳，多加与些火耗，各庄上人，常约束他，莫要生事”(清王士祯《池北偶谈》)。他不仅要求家人要遵纪守法，还要做善事：每年做一百件棉袄施舍给穷人，对于亲戚中的穷苦者、孤寡者，经常接济等等。沈鲤为人正直，为官清正，被推崇为一代贤相。
清朝雍、乾时期的陈宏谋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曾写过一副对联：“惜食惜衣岂为惜财原惜福，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清代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以之教育家人要珍惜劳动所得，不要铺张浪费，要自力更生地创造财富。
(三)历史上很多高官要求子孙必须认真读书
读书历来受到古代士大夫的推崇。明代王洪洲在其家训中说：“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训蒙以给衣食，但书种不绝可矣。”可见，在士大夫们眼中，读书比奢华的衣食更重要。
顺治年间的户部尚书教育子弟“家法醇谨”，要求子弟们即使是走路的姿势、进退的方式都必须符合礼仪。而且，除了当时视为正规学问的理学著作和有关经世济民的书籍之外，小说、野史之类的杂书一律不许阅读。
晚清名臣曾国藩非常重视对于儿孙辈们的教育。这在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写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的信中即可见一斑，信中写道：“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曾国藩家书》)教育儿子要成为君子，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的俭朴教育显得境界更高。后又谆谆教诲：“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这些是讲道理。而后，直接教育儿子如何做：“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通观曾国藩的一生，他的言传身教对于此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可持续发展都打下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反省、借鉴。
古代，理想人生模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齐家”是家庭教育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官员的一言一行，对国家、对社会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正因如此，官员的教子之道便会成为人们教育子女的重要参考模式。
(四)古代也出台一些官方措施约束官员“身边人”
管束官员“身边人”关乎国家吏治，深为历史上的明君所重视，尤其以明太祖较突出。
明朝开国初年，很多功臣家的僮仆倚仗主人的权势，横行霸道，朱元璋知道了，他召集徐达等人说道：“尔等从我，起身艰难，虽成此功，非旦夕所致。比闻尔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衅隙，岂不为其所累？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终为身害。”(《典故纪闻》卷一)朱元璋认为要治理功勋大臣家僮的劣迹，必须“急去其根”，实际上，朱元璋是要警诫大臣们，杀鸡儆猴。
洪武九年(1376年)秋八月，朝廷下发文件：“凡在官者，其族属有丽于法，听其解职归乡里。”(《戒庵老人漫笔》卷一)意思是，现任官员，只要本族亲属中有违法犯罪的事情，那么，该官员必须自动辞职回家。作为一种官方制度，这对于防止官员亲属倚仗官势违法犯罪是有一定的裨益，但是，这种形同“连坐法”的预防措施也有很多弊端，当时，即有官员在千里之外，好好为官，且颇有政声，但却因为老家本族有人违犯了法律，而被解职回家的。
朱元璋还对自己“身边人”宦官定了很多规矩，不许宦官干预朝政，立了块三尺高的铁牌在宫中，上面刻着一行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在当时，“有内使以久事内廷，从容言及政事者，太祖即日斥遣还乡，命终身不齿。”并且告谕群臣：“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焉，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典故纪闻》卷三)
虽然，在古代官场不乏一些廉洁官员以身作则、重视教育、严格管束“身边人”，甚至以一些制度来约束身边人的好典范。但是，古代历史上官员“身边人”的劣迹还是频出，必须有个能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相对完善的制度，不容特权存在，才能制止歪风邪气，实现吏治的清明。
来源：《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