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在影响下谦辞元帅或大将军衔？

哪些在影响下谦辞元帅或大将军衔？
　　
　　本文摘自《1955共和国将帅大授衔》作者：欧阳青出版社：黄河出版社
　　
　　在评定高级军衔的初步方案中，为大元帅。除了后来被授予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外，被评为元帅的还有、、；被评为大将的还有、、、等人。
　　
　　当时是主席、主席、主席，是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理应被授予大元帅衔，是众望所归。
　　
　　，曾任黄埔军校部主任。1927年5月任书记，后与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了第一支中国领导的革命军队。1931年底任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副主席，与、等领导指挥红军的反“围剿”作战。长征中，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副主席。解放战争初期，同等转战陕北，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8月，兼任总参谋长。协助部署、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进行战略决战，并指导了北平、湖南、绥远、新疆等地和平解放工作。整个革命战争时期，一直是我党军事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
　　
　　，早年从事工运活动。1934年参加长征，先后任红８军团、红５军团代表，红３军团部主任。在1935年1月召开的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上，支持的正确主张。初期，领导华北地区的敌后。1939年11月进入华中敌后，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皖东军民开辟抗日根据地。1940年任新四军和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政委。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同新四军代军长等领导整编部队，坚持华中敌后，挫败日伪军对苏中、苏北地区的“扫荡”。1943年3月起任副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赴重庆同谈判期问，代理主席职务。解放战争时期继续担任副主席，并兼任总部主任，参与制定夺取解放战争彻底胜利的重大战略决策。
　　
　　，1929年12月领导发动百色起义，任红7军政委和前委书记。1933年后曾任红军总部。1934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部副主任。1937年12月任八路军129师政委，同师长领导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3年10月代理北方局书记。1945年任晋冀鲁豫局书记、晋冀鲁豫军区政委。抗日战争胜利后，同奉命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反击军对解放区的进攻。1947年6月，同率晋冀鲁豫军区主力12万大军强渡黄河，实施战略。1948年5月，任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政委。同年11月，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同、、、一起指挥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对徐淮地区的军主力发起战略决战。淮海战役后，任第二野战军政委。1949年4月，指挥第二野战军发起，攻占南京。后与率部解放西南诸省。
　　
　　、、三人，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力量对军作战，参与战略决策功勋彪炳，授予元帅衔当之无愧。1955年授衔时，任总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副总理。
　　
　　大将的名单中也曾经有、、以及的名字。
　　
　　，1927年参加领导了黄麻起义。1931年后任红四方面军团、师、员。1939年初进入豫鄂边地区，相继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开辟豫鄂边抗日根据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委，领导部队积极向敌后发展，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顽军的挑衅，巩固和扩大豫鄂边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司令员。1948年5月，任重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军事、领导工作。成立后，曾任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纵队政委、军政委、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红军主力长征后，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副主席，和、领导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初期，任新四军第2、第3支队副司令员，率部开辟皖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委，领导军民伪军“扫荡”、“清乡”。解放战争初期，任华中军区副政委兼华中野战军政委，同指挥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后兼任内线兵团政委，与一起指挥胶东保卫战，并参与指挥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为总前委成员，参与战役的组织指挥。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4月率7兵团强渡长江，进军浙江。建国初期，任第一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副政委、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
　　
　　，1928年7月任闽西委员会副总指挥和红军第7军团党代表，参与创建闽西苏区。后任红12军政委。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与、领导游击战争多次挫败军的“清剿”。爆发后，任新四军部副主任。1939年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开展皖东敌后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部主任兼第4师政委，与师长领导军民进行伪军“扫荡”的斗争，巩固淮北抗日根据地。1948年5月兼任中原军区副政委，参加淮海战役的组织工作。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委，参与组织指挥解放中南的重大战役。
　　
　　，1928年领导福建永定县农民。后任闽西委员会副总指挥、闽西红7军57团团长。后任闽西特委书记、第4军第4纵队党代表、福建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率部转战赣南、粤东北，反击军“会剿”。1934年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同、等一起，领导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2支队司令员，率部进入苏南地区，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任新四军第7师师长。胜利后，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曾参与组织苏中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建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福建军区政委。
　　
　　、、、等四位原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在革命战争年代，为民族解放事业立下卓越功勋。所以，授予他们大将军衔也是理所应当的。授衔时，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任副、副总理，任农村工作部部长、副总理，任最高人民检察长。
　　
　　1955年授衔前建议：“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等都未授元帅或大将军衔，最后确立了十大元帅和十大将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