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王”戴笠是如何起家的

童年时，母亲对戴笠的影响
　　
　　戴笠的母亲在戴笠7岁时替他在当地的私塾里报了名。9岁时，私塾老师毛逢乙指点戴笠通读了“四书”，次年戴笠便开始了习作。到11岁时，母亲的鼓励和教导使他已进了当地的小学，也使他养成了忠孝之心。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少见：这个其实没有父亲的孩子受到意志坚定的母亲的督促。来自土匪出没的浙江山区、有着显赫家世的戴母，肯定下了决心，要使这个衰落的家庭继续保持它温雅的外表。她显然是不遗余力地让儿子上完了学，而且还不断地提醒儿子不要重蹈覆辙——像他父亲那样当个衙门的巡警，软弱地对上司俯首贴耳。后来有许多人评论说，当戴笠凭着自己的本事成为一个令人惧怕的人物时，他仍然对母亲十分孝敬。他母亲活到了80多岁。
　　
　　戴笠常对手下的人说要向他母亲学习，学习她管理如此繁多事务的能力。每当戴笠的劣性失控发作而把手下人当做仆人一样虐待时，他母亲便会轻声而坚定地劝说他，于是他会立刻安静下来，压住怒火。看来，只有母亲能完全控制他，而他同时也是母亲的宠儿。当戴笠的飞机在1946年失事后，没人敢去告诉戴母儿子的死讯。相反，他们告诉她，她的儿子代表去美国谈判了。即使她后来猜出了真相，她也从来没表露出来，甚至在1948年毛人凤带领戴笠以前的助手们为她祝80岁大寿时，她也未动声色。次年她便去世了。
　　
　　青年时的放浪生活
　　
　　也许戴笠在母亲眼里是个善良的人，但从少年起他便是一个受人尊敬但并不讨同学喜欢的“剽悍”的小伙子。虽然他很会装假充善，但早在他十来岁上小学时，他就被发现是个不守成规、嫖赌成性的捣乱分子，不过，他是个天生的领头人物。1909年，戴笠离家进入了县立文溪高小；16岁时成了学校宣传卫生、提倡进步、反对鸦片和裹小脚的“青年会”的主席。戴笠的记忆力也非常好，1913年他从文溪高小毕业时，是班上的第一名。
　　
　　次年，戴笠结婚了。年轻的新娘是毛秀丛，其父毛应升是离县城仅有二三公里的枫林镇上的地主。显然，这个婚姻有些勉强，起码它没有约束住戴笠。从各方面看，他仍是个恶贯满盈的丈夫，吃喝嫖赌，直到引起了当地警方的注意。
　　
　　1914年秋，戴笠考取了浙江省一中，他在那里过了三个月。向来聪明的他赢得了老师的尊敬和同学们的信赖，但在1916年他因偷窃被抓住，被校方开除（次年他的儿子藏宜出生）。他在杭州的一家豆腐坊里干了一段后，便回到了山区的老家与家人团聚，那时他20岁。
　　
　　家乡对他并不比杭州更热情。戴笠对赌博的嗜好使他卷入了更深的麻烦。他把扑克牌玩得得心应手，而且这些年来他还学会了在洗牌时做手脚的诀窍。那时，县警察常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逮捕赌棍的方法来禁赌，为了避免罚款，地方上大多数成瘾的赌徒们常在夜晚聚集在夏口河对面的一块空场地上。为不被水浸湿，戴笠常用一只装稻米的滚筒划着过河。有一晚，他因屡次作弊而被抓住，被打得鼻青脸肿。为了保命，戴笠把偷来的扇子卖掉，凑足了路费回到杭州，在那里志愿报名加入了潘国纲任指挥、总部设在宁波的浙江一师。
　　
　　戴笠参军后继续赌博。他所受的军事训练，后来证明完全不合格。晚上熄灯以后，他会翻越栅栏到兵营外去和流氓、光棍们打牌。不管戴笠是否作了弊，他的确从打牌中赚了很多钱。他用这些钱请他的战友们吃喝（他总在手头放着一些酒，口袋里装些西瓜籽，身边有一些小吃），他还用这些手段与地痞们结交，而这些人最终又把他介绍给青帮分子。
　　
　　当这些夜间活动使戴笠遭到上司的惩罚时，他便当了逃兵。1918年间，他在宁波一带挣钱糊口，一直到他母亲来后下决心把他带回家乡，在一个像样的民间学校替他报名入学。在母亲的督促下，戴笠参加了衢州师范学校的人学考试，并于1919年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尽管有这个免费教育，但戴笠无心成为一个小学教师。
　　
　　到了1921年，戴笠利用他和青帮的关系去了上海，在那里，杭州秘密帮会的“师傅”把他介绍给了青帮头子，即当时上海城最有权势的帮主黄金荣。于是通过这些关系，在刘志陆、张啸林、王晓籁、向海潜、张子廉、田得胜、冯石竹、唐绍武、石孝先及横行的时代，戴笠成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上海流氓和“打手”们的好友。
　　
　　对这些帮匪们来说，戴笠只不过是又一个跑腿的而已。他在赌场当私人保镖或跑堂，且常常没工可做，总是想法赚点外快或找靠山来支撑自己的职业。不过，不管怎样，他也总要保持衣冠楚楚，即使是在杭州流浪时。那时，他为了保持惟一的一套夏装的整洁，戴笠不得不经常在西湖边找一块无人之地，脱下上衣和裤子来洗，然后把衣服晾在岩石上晒干，自己则在一边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样。
　　
　　旅居上海
　　
　　在上海，戴笠力图保持同样的形象，于是他每晚都将身上惟一的那套西服洗一洗，趁睡觉时晾干。就这样，戴笠在人们眼里总是显得要比他的实际情况得体。事实上，当时他是靠在商务印书馆当职员的表弟张冠夫的供养生活的。张冠夫在1920年间于小北门地段租了一间小阁楼与妻子住。戴笠就睡在这对夫妇床边的地板上。这一点造成了戴与表弟媳王秋莲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戴笠曾企图通过表弟在商务印书馆谋得一份工作，结果由于张太太的阻挠而没能得逞，而且张太太有一次还让戴笠吃了闭门羹。
　　
　　不过，尽管有张太太的反对，后来张冠夫还是随着戴笠进入了情报工作系统，在1931年成了他联络组的一员，并在1937年接受了主管苏浙行动委员会经理处的中将及军统财处副处长的任命。尽管有这些报赏，张太太仍旧看不起戴笠。她所了解的这个秘密警察头子就是个“瘪三”，在她看来，他永远是一个扮作国王的猴子而已。而到了后来灯红酒绿的年代，轮到戴笠扬眉吐气的时候，他对张夫人十分鄙视，管她叫做毫无青春魅力的“黄脸婆”。与此同时，他还怂恿表弟纳妾，用这种办法来竭力折磨张太太。
　　
　　结拜杜月笙
　　
　　1923年，戴笠断断续续地与他的表弟和表弟媳一起住了一年。当他表弟去商务印书馆上班时，戴笠经常光顾上海小东门那儿的十六铺一带，他在那里的流氓中间小有名气。十六铺是个混乱的商业地带，出过像杜月笙这样的人物。而这个大名鼎鼎的帮会头子杜月笙正是在那时看出这个年纪轻轻的戴笠是个“人才”。关于这位青帮头子与未来的蒋的特工首脑的关系，万墨林的说法最具有权威性。他原来是杜月笙的机要秘书，后来加入了戴笠的军统。万在1928年报告说，当戴笠只有31岁时，他已作为一个情报员在为胡靖安工作了，他决定自己的未来就取决于在上海地下社会中建立起的同盟关系。
　　
　　于是，戴笠拜访了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杨直率地告诉他：“你要在上海搞情报，就得跟一个朋友联系。”这位朋友，自然就是杜月笙了。
　　
　　后来这三人成了结拜兄弟，戴笠就把这个帮会头子称做“三哥”。后来，当戴笠的嫡亲表弟张冠夫得知他们的关系后，惊恐万状，马上把戴笠赶了出去，怕他与地下社会的关系连累到自己的安全。
　　
　　家乡“团兵队”的主力打手
　　
　　在那段“打流”的岁月里，戴笠经常回到家乡。1922年，他设法弄到了仙霞乡学务委员的职位，这可能与他读过省立师范学校有关。两年后他28岁时，在保安村建立了由地主组建的军事组织“团兵队”。尽管这支自卫力量为保卫保安村而参加了打击孙传芳的同盟孟昭月的江浙战争，但他们的活动主要还是以“清乡”为主，而戴笠在其中任主力打手。戴笠小小的武装力量在打击地方土匪上极为有效，他也经常自告奋勇，在漆黑的暴雨之夜，亲自爬越荆棘丛生的山坡，搜捕敌人。戴笠的勇敢和坚韧是显而易见的，更不用说他身上的某种凶狠野蛮了。但是，保安村的自卫团最终还是无法击败孟昭月的部队，于是戴笠再次决定离开江山到外面的世界去碰碰运气。
　　
　　幸会胡宗南
　　
　　胡宗南有一次来杭州时，戴笠有幸真正结识了他。在后来的年代里，胡宗南成了戴笠在黄埔系将军中至关重要的同盟。戴笠在讲起他与胡的结识过程时的口气，好像是在描述《三国演义》或《水浒传》中的兄弟结盟一样，栩栩如生。一天，他一边在西湖边灵隐寺人口处的一块岩石上晒那套由灰色军装改成的服装，一边光着身子藏在水里等着衣服晒干。一队学生由一个年轻的男老师领着走来，其中有人看见石头上的衣服和鞋子就上来捡。戴笠见了后叫喊起来，让他们把衣服放下。那位教师发现戴没穿游泳衣，便叫自己的学生把衣服放回岸边晒干。尽管这两个人没有交换语言，但对水中人的尴尬，他们相互抱以微笑。过了一会儿，等学生和老师走了以后，戴笠穿上了衣服。等后来有了机会，他便去当地的小学感谢那位叫寿山老师，而那位老师便是胡宗南。不久，胡便进入了黄埔军校，成了宠爱的“天子门生”之一。于是，早在胡成为“西北王”、戴笠变成蒋的秘密警察头子以前，这两人就发现他们之间情投意合。
　　
　　结识
　　
　　戴笠的另一个重要机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天意——是他在上海与的会面。虽然会面的具体时间不太清楚，但可能是在1921年。当时蒋正同包括戴季陶、在内的一帮朋友在上海经营股票贸易市场，为孙中山集资。
　　
　　戴笠居然认识了所有这些人，但他被这些革命派当做“小瘪三”。当他们需要人跑腿时，戴笠就会受到差遣；当他们要泡热茶时，戴笠就被招进屋里。戴季陶很快就发现，这个竭力想讨好他们的跑腿原来和他同姓，于是他开始询问这个年轻人有什么生活目标。戴笠意识到这些人可不是一般的记者或生意人。由于那时名为“光棍”、实为革命党信使的人们来往频繁，戴笠便猜想他们是孙中山的特工人员。但他不敢把这些说出来，于是他一开始回答戴季陶说：“只要我有饭吃，干什么都行。”后来他终于告诉戴季陶，他那“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欲望是如何使他来到了上海过“打流”生活的，于是这个长者对“小瘪三”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注意到戴季陶对戴笠这么好时，这个年轻人已经开始称老戴为“叔叔”了，蒋也就开始交给戴笠更重要的任务。当然，过了很久之后，戴笠才成为总司令的亲信，但他们的密切关系可以追溯到这个秘密警察头子当年在上海街头“打流”的日子。
　　
　　虽然如此，但戴笠很讨厌别人谈论他的这些往事（而且谁这么做了往往便会倒大霉），可他自己却喜欢讲那时他完全靠自己本事吃饭的故事。他谈起自己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的往事时，经常放声大笑。在他看来，那段日子是“陶冶”阶段，就像一件瓷器成型，一块金属受到冶炼一样。他惟一的遗憾是没有更快地看出后来会晋升得如此之快，所以没有马上在这个未来的领袖身上下他的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