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前，旧中国的最大特点是国弱民穷。建立之后，如何在加快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尽可能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摆在共和国总理面前的难题。“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句话虽然是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的，实际上，这是从建国之初就已明确的治国理念。
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整个国民经济满目疮痍。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的生活问题，吃饭、穿衣问题。他当时明确提出：“我们要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生产。”（《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报告说：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应当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并正确发挥集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中成分比重的稳步增长，为了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鉴于当年各地搞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很高，盲目上马的现象已有发生，强调指出：“发展生产，保证需要，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发展生产，保证需要是的基本法则”，“重点建设，稳步前进应该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一切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国家财力必须集中使用在建设的主要方面，提倡节约，反对百废俱兴……贪大、贪多、贪快，必然盲目冒进，造成混乱，不利于国家建设，这种错误倾向，应当克服和防止。”（：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结论，《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
当年9月，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主题是为适应大规模建设的需要，加强党的干部工作。作报告说：“一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还要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和轻工业。他向到会的人们指出“农业更需要发展”，过去，我国农民过的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现在他们生产了粮食，要求改善一下生活，每人每天多吃一两米并不算多，全国四万万八千万农民合起来就要一百多亿斤。城市工业人口增加了，也需要粮食，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也需要粮食。灾荒地区每年也都需要救济粮。另外，我们还要争取一部分粮食出口，换回机器。因此，他要求地方党委特别是省以下的党委，除去一些城市搞工业外，主要的力量都应当放在农业方面。（转引自《开国总理》，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发展经济，最终以“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为目的，这就是的基本思想。
“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
1955年秋冬，全国农村出现的农业合作化热潮，使认为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各项事业都可以加快发展，于是提出“保守思想”，1956年它成了指导各项工作的基本方针。1956年元旦，《》发表《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把“反对右倾保守”的口号和“多、快、好、省地建设”的要求并列提出。同时，主持制定的“农业十七条”（此后修改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向下传达。于是，各业务部门和地方负责人的头脑也都热了起来，争先恐后地修订工农业生产指标。1956年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基本建设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此后不久，又增加到800个。基本建设投资由最初的112.7亿元增加到153亿元，不久又增加到170多亿元，出现了“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的混乱局面。
基本建设的盲目上马，不能不使财政和物资紧张起来，使得处于领导第一线的敏感地察觉到盲目冒进的倾向正在抬头。2月6日，约国家计委主任、财政部长一起研究正在举行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中提出的计划问题。指出，既然现在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冒进急躁的现象，而且各专业会议制订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就应对此压一压。2月10日，主持召开常务会议，同意关于在工业高潮中产生的一些新问题的解决意见，实施“压一压”的方针。决定对1956年度计划指标进行压缩，其中：（一）各部基本建设投资额削减6%，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削减到147亿元；（二）双轮双铧犁产量由500万部削减到350万部。（《年谱》1949-1976上卷，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后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这次压缩高指标的会议，风趣地称之为“二月促退会议”。
根据、的建议，6月4日，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即将提交一届三次会议的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初稿。代表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急躁冒进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意见。会议同意的意见，决定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立即下马，并据此提出“经济建设，既反保守又，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同年9月，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他指出：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发展。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应该避免把收入定得过分紧张，或者把财政收入计算得过少；同时防止只顾建设的要求，不顾财政的可能，不顾设备、器材和技术力量是否能够供应，而提出过高、过大的拨款和投资计划，避免把支出定得过分紧张。（《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在报告中完全肯定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建议，指出：党委员会所建议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完不成，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事件”
“波兹南”事件发生在1956年6月下旬，波兰中西部城市波兹南斯大林机车车辆制造厂的工人，提出了增加工资和减低赋税的要求，因政府采取的态度，工人们开始罢工并上街，最后政府实施导致。这一事件的深层原因是，1948年以后，波兰政府仿效斯大林模式，上实行专制主义的；经济上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结果出现了周期性的比例失调，生产下降、倒退。在国民收入的使用和分配上，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方针，造成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市场商品紧缺。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在波兰引起极大反响，人民内部长期积聚的不满终于爆发。出于同样的原因，当年10月，匈牙利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件。
11月，举行八届二中全会，如何吸取波兰、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成为这次全会绕不开的议题。
向全会报告的主题是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他首先谈了“波匈事件”的教训。就经济建设而言，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导致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有鉴于此，对经济建设的方针，着重强调要关注人民的当前利益。周指出：“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当前的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强调，我们的方针应该是：“要重工业，又要人民。”
有关经济建设的速度，说，党的八大提出“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写三个五年计划或再多一点的时间是恰当的，现在看来，时间可能还要再长一点。提出，八大建议的经济指标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都还只是个建议，“有某些达不到的指标是不是可以修改？我觉得是可以的”。“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八大的建议和农业四十条，是规定了每年进度指标的。这两个文件经过我们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了自己”。（《选集》下卷）
周思来提出1957年的方针是：保证重点，适当收缩。他说，从1955年底“保守”开始，经济领域就刮起了冒进之风，1956年势头更猛。虽然主管经济的一再刹车，效果却不理想。他列举了1956年计划的具体数字，说明各方面要求是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不容易控制，失去了平衡。说：“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下来，不然站不稳，那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等。我们应该意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几十万或几千万人站在街上……”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治国理念，在此后的20年里并未得到贯彻，其结果如所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是。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文选》第三卷）可以告慰总理的是，自1978年十一届以来，在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已经逐步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放到了第一位。尽管现实的矛盾仍然很多，但老百姓的生活在这30多年里，确实得到了很大改善。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