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慈禧死后，社会上关于袁世凯弑君之说喧嚣。有一京报说光绪死时留五百字的遗言要杀袁世凯。佐藤铁治郎说：“奈其后谣言纷起，君臣之间势难融洽。”为此载沣开始解决袁世凯去留问题。几天后，庆王府告之“将对袁不利”的消息，袁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无计可施。“时大有草木皆兵之势”。
袁世凯是个如假包换的军人，在袁之前，中国其实没有真正的职业军人。几千年来都是秀才带兵打仗，明清的总督不单是地方政府行政首脑，还兼任军区司令，公检法一肩挑。
和日本打甲午战争，人家在广岛大本营里与策划于密室，制订了详细的作战方案。据说连被中国人打败后，逃到西伯利亚的退路都设计好了。中国人却只顾满足于口水抗日，让那些“爱国诗人”写些慷慨激昂的对仗诗句，讽刺挖苦日本人。认真的军事准备却一样没有，结果可想而知。
袁世凯没进过军校，但是业余爱好兵事。据说做政府部门文员时，人家吟诗作画，吟风弄月，他却一个人在那里捯饬兵家那些个事儿。同事们笑他，他却死不悔改。
练兵，练新式军队，这在袁世凯去小站前已经有几人干过了。
袁世凯不是第一个，却是最成功的一个。
袁世凯是在1895年接下不大熟谙军事的文官胡燏棻的练兵摊子，来到小站的。
小站在天津咸水沽南约10公里。甲午战争之后，袁世凯奉旨在此督练“新建”。
刚干了一年，1896年4月，监察御史胡景桂参奏袁世凯“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以及用人“论情面大小食鬼遗多寡”等多条罪状。
袁得到被参劾的消息，感到十分懊恼：“两旬来心神恍惚，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军事实无心详述。”
不久兵部尚书荣禄邀其幕僚陈夔龙随行，奉命前往查办。亲历此事的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称：
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文忠(指荣禄)默识之。谓余曰：“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余谓：“素不知兵，何敢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文忠曰：“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荣禄回京后指令陈起草覆奏稿。陈建议拟“请下部议”。荣说：“一经部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饬认真操练，以励将来。”
就这样，为袁军军容所动的荣禄以所参各节“查明均无实据，应请勿庸置议”，将袁世凯的各控罪一笔抹掉，而且吹捧袁说：“查该道员血性耐劳，勇于任事……于将领中间为不可多得之员。”
由于荣禄的庇护，袁不仅没有被问罪，反而受到清廷的慰勉。这对袁世凯来说是多大的恩情啊！后来谭嗣同要袁世凯杀荣禄，这是他们不了解荣袁之间的这段生死之交。何况，袁一直标榜自己是新派人物中的稳健派，有意和康有为保持一段距离呢！
荣禄没看错人，袁的确是练兵的里手。袁练兵有理论：“治军之道，首重训兵，其次练兵，训以开其智识，固其心性；练以增其技艺，增其材力。”
一次闲谈，张之洞问袁世凯练兵的秘诀，袁世凯说：“练兵事看似复杂，其实简单，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从就吃刀。”
袁世凯说得轻巧，练兵没这么容易，君不见蒋百里后来主办保定学校，要什么没什么，他这个校长在无可奈何之下，竟至在大操场检阅台上，当众举枪。
以上所有各点，都是在就事论事，其实军人袁世凯自己都想不到的是，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谓军人理政。从袁世凯始，职业军人成为主宰中国政治舞台台前幕后的主角。其最响亮的口号是：枪杆子里面出！
这等于间接否定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官体系。费正清对此有专门论述：
当时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于原有的儒生—农民—手艺人—商人范围之外，军人有了新的社会地位；学校出身的，取得了过去只给儒生保留的一些特权。
本文摘自《绝版袁世凯》，张社生著，文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