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1．艺术特色
纳兰性德主张作词须有才学。对泥古、临摹仿效深恶痛绝，在创作态度上“欲辟新机，意见孤行、排众独出。”认同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观点。提出“凡风骚以来，皆汝师也。”认为“随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目”是迂腐之徒的作为，不足取。还形象地比喻此般行止如矮人观场，随人喜怒。他谈诗词创作“亦须有才，乃能挥拓；有学，乃不虚薄、杜撰。才、学之用于诗者，如是而已。”
他还主张作诗词要有比兴。并従文艺批评的角度，对唐、宋、明的诗词作品进行比较，指出宋明的作品赋多比少，“雅颂多赋，国风多比兴，楚词従国风而出，纯是比兴，赋义绝少。唐人诗宗风骚，多比兴。宋诗比兴已少，明人诗皆赋也，便觉版腐少味。”在他的诗词中，他常以竹、松、兰、荷等自比，借物起兴，循着他的“发乎情，止于礼义”的创作过程，抒发高洁的情怀，辩明超脱的心志。
纳兰性德的这种创作思维轨迹和价值取向也是出之有因的。明珠在纳兰性德少年之时，便为他延请了汉学名师。使他在受教育的初期便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对传统优秀文化的认识方面，形成良好开端。其后，在编纂集宋元历代经学大成的《通志堂经解》的和经同时，従理论的高度，系统接触、了解在传统哲学、伦理、道德思想指导下的经世方略典记述。在他以后用诗词従情感上抒发胸怀的时候，深层的理论指导着他自然，自觉地达成“发乎情、止于礼义”的艺术创作思想程序和价值归宿。
纳兰性德的诗，特别是词，清新隽秀，自然超逸，哀惋动人，间有雄浑之作。陈维嵩认为，他的词与南唐李后主风格相同，但词中有青春气息，因此长于后主。现在看来，这同代人对他艺术特色的评述，还是比较恰如其份的。
2.艺术价值
纳兰性德是清初满州贵族人士中，文学造诣很深，艺术成就很高的词人。他的作品大多数反映满州贵族的生活情调，尽管缺少广泛的社会意义，但情真意切，显现着一种华贵的悲哀，一种优美的感伤。他和朱彝尊、陈维嵩被称之为清代“词家三绝”。
关于纳兰性德的诗词、特别是《侧帽集》《饮水词》后代多有评价。清末梁启超曾评纳兰性德词：“容若小词，直追后主”。清初著名词人陈维嵩也认为“《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后主之遗。”王国维更是欣赏称道，已见直抒，说纳兰性德自“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当代学者也认为纳兰性德是满族中一位最早笃好汉文学而卓有成绩的文人。他的令词成就斐然，是五代李煜、北宋晏几道以来的一位名作家。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写下了千古篇章《沁园春·雪》。柳亚子与之唱和，写了《次韵和咏雪之作<沁园春>》。下阙道“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穠情意雕。……，従文艺创作角度说，用众星拱月，或反衬、比较的方法，把一系列著名词人列出，更衬托不可同日而语，非一个量级上的伟人的高大；従文艺批评的角度说，指出批评家眼中的每位重量级词人的艺术得失，更显出该篇词作的高超、完美。这就如同评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样，既是一种创作手法，也是一种文艺批评的常见现象。従悖论的角度，运用逆向思维方法，也能看出柳亚子所搬出的历代著名词人的“份量”，不如此排列组合与累积量化，则难以和划时代的伟人相提并论。
在以上这些“后话”之前的三个世纪，纳兰性德的诗词已经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声誉了。従当时的显官、名儒，如徐乾学、高士奇、韩菼、朱彝尊、陈维嵩等，对他的评价和态度，可以看出，他天资聪慧，于学之显、于文之通，致使诗文既出，便掷地有声，嘉评鹊起。和他家有世交的江宁织造曹寅，在怀念交谊甚厚、相知甚深的故友纳兰性德的《题楝亭夜图》诗中就有“忆昔宿卫明光宫，楞伽山人貌姣好……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小字几曾知？”的句子。由此可见纳兰词在当时已经于世流传，读《侧帽》，咏《饮水》被视为风雅之事。
尽管由于纳兰性德的家世，出身以及本人地位可以声先夺人，封建官场，旧时文坛也少不了迎逢、奉和的职业庸俗。像《红楼梦》所说：一些清客、市井闲人，拿着怡红公子写的字画斗方，附庸风雅当回事儿。在当时封建社会背景下，会有过誉、过热现象。以后随历史风云，变幻，出现的排满，，阶级分析等思潮和情绪倾向，不同程度影响过对这位大词人和其艺术的认识与评价，结合对他的百年后话，我们可以拂去尘埃，掩住浮光，比较客观地评价这位贵族词人的艺术成就。把他那个时代的真正闪光驻留今后。
无论命运之神怎样架构人生，上帝掷出的骰子怎样使世人无法捉摸，应该说：真情实感加上真才实学，都将托起人文辉煌。
3．文化意义
把纳兰性德在文学，特别在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仅看成是一个文人在其文学艺术领域内的成功，是不够的。特别要注意到的是，他的成功在那个时代所具有的典型意义，和这个典型所代表的一种积极的观念、意识和文化倾向。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流向，正是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融汇百川的一个缩影。
未入关前的满族在与明王朝的军事斗争中，由弱变强，屡屡获胜。清太祖努尔哈赤已经开始注意吸收汉人有学艺者加入自已的阵营。当然，他们最先接受的是诸如火炮技术之类的“硬件”技术。入关后，当满州贵族的势力不断向全国扩展，清军的铁蹄开始踏入江南之时，在这个人文荟萃的温柔之地，受到了最激烈的抵抗。清军每攻一地，克一城，几乎都要付出重大代价。亲王以下官兵伤亡惨重。为了血恨报复，清军甚至采取了人类军事斗争中最为极端的行为－－“扬三日”，“嘉定”。清军虽然占领了文化名城，但没有征服人心，堂堂的征服者在文弱书生眼中，也仅是沾满鲜血的武夫一介。従孔子后裔孔尚任的《桃花扇》中，李香君劝侯公子参加尚可法的抗清斗争的戏剧情节中，可以看到佳人鼓励才子抗清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可以従都劝嫖客投身抗清的另一特殊角度领会这种反抗的全民基础。这种不妥协的，以柔克刚的激烈情绪，被当时的思想家顾炎武以深刻的道理形式讲出：“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所说的“亡天下”即落后、野蛮对进步、文明的践踏与灭绝。对这种倒退现象的拒绝，必将唤起顾炎武所说的国家兴亡中的匹夫之责。这也使得江南地区既便在被清军武力征服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仍然是思想最不稳定，人心思旧的地区。面对江南文士集团，满州武士也是英雄无奈。
康熙亲政之后，聪明的青年帝王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弄通了一统中国的帝王应该弄通的道理，认识到文治的重要，认识到本民族文化融入中华主流文化之中对于维系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不可或缺。而仅依靠従关外带来的那点马背文化，仅依靠降清二臣的那点文化，是难以进入中华文化主流的。他一改外来征服者的形象，俨然以中华民族代表者的姿态，采取如下措施：尊崇孔孟，承袭文化大统。开设博学鸿辞科，开科取士。倡导满人学习汉文化。这就形成了逐渐従被动受影响到主动接受的文化过程，在语言文字、伦理纲常、行政规则、科考官制等意识形态和制度形式上朝中原文明方面靠拢。康熙首先去朝圣祭孔，把这个远在纪元之前的“人文初祖”捧到了位极人臣的历史高度。他下令设置博学鸿辞科，恢复科举考试，尤其注重对江南文士的网罗。他派出自已最有文采的亲信曹寅（曹雪芹祖父）一族赴江南。
经济上管理织造，文化上笼络文人，称得上是清帝王的文化使臣。在鼓励皇家子弟、八旗贵族学习接受汉文化的形势下，确也涌现出一批学有所成的才子。纳兰性德便是这其中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佼佼者。他本人科举出身，蟾宫折桂，表现出出类拔萃的文学才华，并被康熙看重，放在自已身边，充当文化亲随。在康熙成为中华大帝，经营文化的顺时之举过程中，纳兰性德与曹氏一内一外的布局形式，是有深远的、文化方面用意的。
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表现比较开明，并抱积极态度。其子纳兰性德又在其基础上，树起了一面文学诗词的旗帜。如果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满汉文化融合后，中国古典文学开拓创新形成的一个最高峰，那纳兰性德的词作，就是在文化融合过程之初的一个成功的里程碑。对纳兰性德，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他超逸的才华和令词的美丽，従他的成就与表现，更让人看到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过程和文化的力量。中华文化千年不绝的百川归海的历史趋势，向我们昭示着这个文化体系的强大生命力，增强着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豪。面对今天的世界文化的浪潮，我们应该，也能够敞开博大的襟怀，咀精嚼华，吞吐大荒。（来源：中国传统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