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由轰炸所造成的那种打击，最初有什么样的影响姑且不谈，就现在来说，由于经过了数年时间的洗礼，重庆人民似乎已经有了免疫力，对轰炸没有太大感觉了。
1893年1月2日，远藤三郎出生于日本山形县东置赐郡，6岁进入小松町立普通高等小学读书，14岁时进入仙台幼年学校学习，由此开启了长达近40年的军事生涯。1922年，他从日本大学毕业后，于翌年12月进入参谋本部作战课任职，同时兼任海军军令部参谋。1926年到1929年的3年里，他被委派到法国留学，先后在梅斯防空学校和法国大学学习。1929年底，他从法国回到日本，继续在参谋本部作战课任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年1月28日晚，日本海军陆战队又对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发起攻击，“一二八”事变爆发。战事期间远藤三郎接到指令负责拟定了“上海七了口（这个地名在中国普遍称“七丫口”，可能是远藤三郎本人笔误——作者注）登陆作战计划”。1932年8月，他离开参谋本部作战课转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1933年3月初，进攻热河与长城沿线，中国军队所组织的长城以失败告终，被迫与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远藤三郎亲历了该协定的签字过程。1934年7月，他被调离驻扎东北地区的关东军，回国担任日本大学军事教官，在日本向中国发起全面进攻的前一年即1936年7月，他又转任野战重炮兵第5联队长。
上阵突袭黄山官邸，坚持“重庆轰炸无用论”
1941年8月30日，重庆迎来了炎夏里普通的一天。而这天，因为远藤三郎的一次突击轰炸，二战的历史差点改写。
这天下午，正在黄山官邸云岫楼召开军事会议，来自各个战区的将领和高级参谋都汇聚于此。时任第3飞行团长的远藤三郎已在早些时候获得这一重要情报，他还通过从重庆撤回的意大利领事处了解到云岫楼的具体位置，甚至连该栋别墅的屋顶瓦的颜色都打听得一清二楚，“为了将此别墅炸毁，我们是斟酌着本人在场的时候发起了进攻”。
远藤三郎决定由飞行第60战队执行突袭任务，他亲自搭乘别府中队长的飞机于上午11点从汉口出发。下午3点，云岫楼里的军事会议正在紧张进行着，27架轰炸机突然出现在重庆上空，向云岫楼发起猛烈攻击，密密麻麻的炸弹顷刻间倾泻而下，在黄山官邸四周炸开。其中1枚炸弹恰巧落在了云岫楼西面的防空洞入口附近，守卫在这里的2名卫兵当场被炸死，另有4名卫兵负伤。警报声尖锐地响起，云岫楼中与会的将领和参谋慌忙躲进了防空洞。幸运的是，云岫楼附近没有被炸弹二次击中。
亲身体验的这次大轰炸给他带来了极大触动，在随后的一次全国广播中，他动情地说：“……在房子里感到震动才知道敌机来轰炸，到了夜里下起雨来，实在难以入睡。经历此次轰炸更加使我体会到重庆全市同胞所经受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苦痛，这是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的，而国民遭受这种苦难并不是一次，而是已持续4年之久了。”这次经历也让远藤三郎终生难忘，他在战后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描述：“虽然没有遭遇到敌人战斗机的迎击，但是其高射炮的射击不仅激烈而且准确，有些时刻我们的飞机差点儿被炮弹击中，由于那些炮弹在距离我们非常近的地方爆炸，爆炸所形成的冲击波使得我的臀部屡次从座位上被抬起。连超低空精密轰炸都很难达成目标，在超高空进行平稳的一般性轰炸就更没有理由命中目标了。”
对黄山官邸突袭无果后，远藤三郎对自己思考已久的一个想法变得愈加自信了，它就是著名的“重庆轰炸无用论”。
“重庆轰炸无用论”在远藤三郎头脑中酝酿已久，“重庆轰炸无用的看法是我在执行轰炸任务之前就已经理解到的，为了赋予这一观点权威性，我亲自乘上重型轰炸机与飞行员一同连续数次去轰炸重庆。到达重庆上空向下俯视，果然看到被江水隔开的重庆半岛上，大街小巷已经被破坏得乱七八糟了，但是两岸地区尤其是右岸地区，在广阔的范围之内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势头，究竟轰炸哪里能够给予致命伤害也完全不得而知”。在对黄山官邸突袭无果后，9月3日，远藤三郎向上级提交了一份意见书——《有关内地进攻作战的意见》。
在意见书中他这样写道：“最近一段时间敌人空军的动向表现为——遭到我军攻击时就选择躲避，并且采取迷彩、遮蔽、掩护以至欺骗等手段。尤其是我军为了进行攻击所需要的行动距离很长远，而在此区间内敌人的谍报监视网络又很严密，因此，想要通过偷袭来取得成果几乎是不可能的，通过一般性的进攻性作战终究是无法达成歼灭敌人航空力量之目的，这是极为明显的。”他不仅开门见山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还言辞激烈地对日方记者夸大战果和不实报道给予批评：“一直以来所报道的轰炸效果显得过于夸大了，有人作出判断说我军已经把重庆炸成了如同废墟一般，这就大错特错了，依据卑职实际所看到的情况，我觉得中国方面已经索性使重庆由半岛区域向其周边发展了。”
此外，他还更为深刻地道出了“重庆轰炸无用论”的深层次原因：“（“”一词本是近代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蔑称，此处为了不破坏史料本身的原始性，故不做人为转换——作者注）民族自古以来历经种种改天换地、兵燹之祸，以及其它之人为灾害，几千年来所受虐待与欺凌甚多，他们对一切灾害都已习惯并且熟识，按照他们的风俗与习惯早已看破了这些灾难并谓之‘天命’。因此，由轰炸所造成的那种打击，最初有什么样的影响姑且不谈，就现在来说，由于经过了数年时间的洗礼，重庆人民似乎已经有了免疫力，对轰炸没有太大感觉了。因此，仅仅通过轰炸就能使其屈服的这种想法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对于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军事设施特点以及航空部队自身轰炸成本，他也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尤其是像四川省内的那些军事设施，大多规模比较小且分散在各地，不管是炸毁了哪一个都不足以置于死地。因此，如若今后继续实施此类进攻的话，考虑到目前的帝国航空部队的战斗力，特别是燃料方面的问题，真是很让人寒心。以上这些就是切盼长官您重新考虑轰炸重庆的理由。”
这份言辞恳切的意见书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上层的决策，9月7日，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接到命令，中止了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的轰炸。
深刻反省战争，对表达不满
1945年8月15日拂晓，曾指挥了两次长沙会战的日本大将阿南惟畿切腹，几个小时之后的正午时分，“玉音放送”（广播）开始发布已于前一天提前录好的日本裕仁亲自宣读投降诏书的声音，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停止战争行为。
听完广播的远藤三郎百感交集，各种思绪在他的脑海中翻腾涌动，只是这些思绪当中全无懊恼和愤懑，有的只是忏悔和反省：“当我拜受完停战的诏书，冷静地离开的时候，在我的头脑当中浮现出来的是——‘战争是最大的罪恶’‘军队是危险的存在’‘真正的武力是无形的而只存乎于心中，如果具备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心志，军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还有‘以德胜人者则强、以力胜人者则亡’这一古训，‘真正的胜利不是用暴力把对手打垮、而是以仁德将其化敌为友，正者无敌’。这些认知是我在经历长达近40年的军旅生活之后得出的结论。”
在远藤三郎的回忆录《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的序文里，他开门见山地写到：“那场战争客观的来讲，是确凿无疑的侵略战争，其结果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惨痛败北。因此，我在当时（战时）的一切的所作所为当然也就徒劳无益了。”在书的最后还有写给年轻人的寄语：“我相信日本与中国之间这场持续了15年（日本战争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共计14年，日本学界很多学者算作15年，是周年与非周年的算法差异——作者注）的战争，客观的说，就是一场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无论任何人都不能否定……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一部分人肯定这场战争，他们自我陶醉似地认为这场战争进一步解放了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
不仅如此，他还对表达了不满：“对于日本在这场侵略战争中对中国犯下的罪行，首相的认识是粗浅的。”并对访华时在欢迎宴会上的致辞表示质疑，认为当时所说的“日本给贵国添了麻烦，我们对此表示深刻反省”这句话没有充分表达出“罪孽的深重和道歉的诚意”，而中日两国最终签署的共同声明里所使用的措辞——“战争给中国国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对此，我们深切的认识到这一责任并表示深刻的反省”，也只能说差强人意。
献身护宪运动，反对军备国防
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8天，即1945年8月23日，远藤三郎亲自撰写了一篇文章并在日本国内各大著名报纸上同时发表。文章鲜明地指出，“日本已经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所以就没有军备了，但这绝不是值得悲痛的事情，相反，倒不如说这是日本的黎明，为了日本的将来，更为了世界的和平，这是应该高兴的事情”。此番言论一出，立即受到一部分军人和右翼分子激烈地逼问指责。但当时战争刚刚结束，军人集团与右翼势力正处于最低谷，盟军占领之下的日本终于还是制定了一部和平宪法即《日本国宪法》，并于1946年11月正式公布。
然而，朝鲜半岛在1950年爆发战乱，日本政府无视并歪曲和平宪法，开始重整军备，再次走上“军备国防”的道路。这促使远藤三郎积极投入到护宪运动中，他坚信“军备式国防是错误的，军备应当完全废除……日本在世界上争做率先完全废除军备的领头者才是日本的黎明”。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