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曾派劝降

（1950年5月16日）舟山撤退后，金门及马祖群岛岌岌可危，是守或撤的争议逐渐浮现。和高层拿不定主意，民众更是诸多惶恐，人人对于前途命运有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感。
　　
　　这时和确实已经下决心要。中央确定1950年解放军的任务，就是解放海南岛、台湾和西藏，肃清境内残余。外界不知道的是，没有把事情做绝，反而给以出路。在进行军事准备时，他已经派人与接触，探索和筹划与进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
　　
　　为此，他选择了将军。是重要高官、二级上将，曾任湖南、新疆两省主席，担任过的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与私人关系密切。同时，他和方面关系也很密切，曾代表与多次谈判。3月11日，给尚在华南地区的发出《关于争取和平问题给的电报》，说“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即为争取和平问题而进行的工作）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3月20日，他再次致电张，请他来北京具体商谈。张由华南赴京时，亲自致电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指示为其北上布置沿途护卫任务。
　　
　　亲自为某一个人安排警卫工作，是极其少见的，亦可见他对此行的重视。遗憾的是，接到的电报后写给的信，辗转到台湾为时太晚，直到7月19日才送达台湾。在舟山群岛撤离后，和台湾军民仍然并不知道。和方面有意展开和谈的态度，在巨大的惶恐中紧张万分。
　　
　　后来，周宏涛记述了收到这封信的情形：
　　
　　1950年7月27日，韩战开打一个月，蒋公宴请党国诸元老，我也作陪。席间，他突然命何应钦报告于3月16日写就7月19日才送到的来信，我这才知道有这回事。何应钦说，这封有六七十页的信是6月16日发出，夹在西洋杂志中，邮寄给参谋总长转呈。交给何应钦，何在19日收到当天就面报，当时拒绝置理，直到现在才指示何应钦在众人面前报告信的内容。
　　
　　何应钦说，的信首述他十几年来对“”问题认为应和平解决的见解，并记述他历次与总裁谈话；接着叙述政府失败的必然性，斥责当时的腐败。信中接着又做双方军事力量的比较，然后说明人民解放军必将攻台，而台湾则无法持守，届时所有政府方面人士必死无葬身之地。的信里又说，如果总裁愿和，则他可来香港接洽，最后叙明此信是在同意下完稿。
　　
　　何应钦报告完后，陈诚、张群、吴忠信都认为这应是攻台前的攻势，居正等人则怒斥无耻，蒋公则以革命叛徒称，指示应予制裁。我可以想象得到，蒋公为何不愿私下接信，而在公开场合要何应钦报告，这是因为他要扛起复国重任，不愿被怀疑曾向接头过，乃至曾有任何投降的考虑①。（①《蒋公与我——见证关键变局》，第185—186页。）
　　
　　之所以拒绝和谈，且将的来信公之于众，到底是不是周宏涛所言“因为他要扛起复国重任，不愿被怀疑曾向接头过，乃至曾有任何投降的考虑”，还是另有原因？我们不得而知，而不可忽视的是，促使拒和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战争爆发后，政府对台湾原来不支持的态度大为转变，二是本人对的个人感情中有“最伤害蒋公”（俞大维语）的因素。后来俞大维对此作过详细说明：
　　
　　到了北平没好久，便向靠拢。所有的降臣叛将中，他最无耻。此人是保定三期出身，当过警察，任军校教育长的时间最久。打过两次仗，都打得坏极了，可是蒋公仍然很相信他，他是一个Keyman，我不懂蒋公何以如此？这个疑问，我没对任何人提起。陈辞修很看不起，这是我所确知的。②（②李元平著：《俞大维传》，台湾日报社（台北）1992年版，第109页。）
　　
　　试想如果的信在四五月份到达台湾的话，或许历史会是另一种写法，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解放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后，立即对台湾形成东南和西边夹攻之势。据台湾军方情报，解放军在华南各地已修建30个军用机场，400架战斗机已进入机场；在福州、厦门、汕头等港口，大量登陆艇及船舶随时准备起航。等人预测，到7月份台湾海峡风平浪静时，数十万精兵便将越过海峡，呼啸而来。5月底的台湾，已完全如“第二十八号特别命令”所说：“大家都预料该岛将陷落”，“”“在那里（指台湾）将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容易被攻破。”
　　
　　5月27日，台北《》发表社论，承认台湾“已到了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的董事长董显光则公开地说：“中国现已到达这样一个时日，惟有意志上的奇迹始能把它挽救。”至于本人，决心倒是很坚定，对手下将领明言：“如果台湾不保，我是决不会走的。”据后来回忆，当时已下定“”的决心，并勉励其将领“要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候，选择最有意义的死”。
　　
　　看到这一段惊人的史实，正如作者所言，我们假设历史如果可以重演，没用，而换另一个人给到了准备“”地步的写信，结果又会如何呢？或许历史正是另外一种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