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轼“乌台诗案”的两种说法

大约是苏轼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苏轼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

　　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象芝麻大的黄色、黑色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就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有一阵清脆的鸟叫声，便问旁人：“这是什么鸟？”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

但后人评价说，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也太狭小，他虽懂得地方上的风俗人情，也不应该因苏轼错改了他的两句诗，而立“乌台诗案”，置苏下狱，进而又随便发配人家。这样做，与搞“文字狱”有何区别。其实，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东坡，错改两句诗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实质上主要原因，则是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之故，苏轼先被贬惠州，后再次遭贬儋州。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调到湖州做地方官，他照例给朝廷写封感谢信《湖州谢上表》，表中苏轼流露了对当政朝臣的轻蔑，其中有一段讥讽新法之辞：“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与保守党对立的，便把握这个大好机会，把这些话曲解，还以苏轼所写的百余首诗词作为罪证。他们指苏轼借古讽今，谤讪朝廷，影射皇帝。指苏轼并非直接攻击他们，而是间接指斥重用他们的宋神宗。他们以此作为把柄，弹劾苏轼欺君妄上。结果苏轼被冠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而被捕，解往汴京下狱。后神宗拒绝了处死他的上奏，改判为贬谪到黄州，世称“乌台诗案”。

乌台即御史台。由于这案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他们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御史台的见习史官）舒覃、何正臣等，因此称为“乌台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