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诫》是东汉班昭写作的一篇教导班家女性做人道理的私书，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由于班昭行止庄正，文采飞扬。此文后来被争相传抄而风行当时。
价值意义
此书为《女四书》之首，是民国初期及以前几乎所有读书的女孩子的启蒙读物。
历史评价
《女诫》在古代是女子教育的楷模，在近代，《女诫》是男尊女卑祸首，被视为班昭的罪责。譬如女子教育开始在中国创兴之时，班昭的《女诫》重新被阐释，上海爱国女学校伦理教习叶瀚（浩吾）便曾在课堂上向学生宣讲：“……中国之《女诫》、《女四书》，即教成女子倚赖幼稚、卑屈之男子之法之教科书也。对幼稚之人而更自屈于幼稚，对卑屈之人而更自守其卑屈，则中国女子之人格甚可想见矣。”1898年，晚清人吴芙赞誉“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孔夫子”，而到1907年，何震则贬斥班昭为“女子之大贼”。还有人说班昭所鼓吹的封建道德教条，对于压抑女性的思想，它是很彻底的。更由于出自于班昭之手，所以影响极大，几乎影响了中国近二千年的女性观，客观上起了极其的作用。因此五四时期倡导女性解放的人们竭力非议《女诫》，那时候是的需要。但是，班昭是有意要将自己的骨肉姐妹推进“水深火热”之中去吗？《女诫》，到底是女人处世的宝典还是封建礼教赐予女人的精神枷锁呢？
从当时她所处的历史背景来分析，其主观目的却是想矫正时俗，预防重新出现外戚专权跋扈的现象。她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她只能用写作《女诫》这种“曲线”方法，来达到防制外戚，以挽救国运的目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女诫》本来便是为宫廷女性而写的。《女诫·原序》提到写作目的时虽然口口声声宣称“男能自谋矣（时班昭之子曹子谷已被封为关内侯，后官至齐相），吾不复以为忧。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加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他门，取耻宗族，……因作《女诫》七篇，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益汝身。”但《女诫·原序》明明白白地说过她自己“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今四十余载矣。”可见，班昭写作《女诫》时，至少已经五十四岁。汉普遍崇尚早婚，身份越高贵，结婚越早。班昭十四岁即作新妇，（丈夫曹寿字世叔早卒）见《后汉书列女传》相同。据此推算，可知班昭五十四岁时决不可能还有未嫁之女；即使有之，也不可能一直待到她们要出嫁时，才想到需要对她们进行教育，以免其“失容他门，取耻宗族。”从后一条说，一则班昭是一贯主张女子教育的，自已便因在宫廷为皇后及诸嫔妃讲学而被人敬称为“大姑”；二则班昭父家与夫家皆有对女子进行教育的传统。班昭自己固然“博学多才”，其夫妹（小姑）曹丰生“亦有才惠”，曾为书评述《女诫》，以为“辞有可观”。可见班昭《原序》所谓《女诫》乃为自己未适诸女而作，显然是一种不便道出本旨的假托说《女诫》是为宫廷女性而写，还因西汉之后，宫廷内部淫风盛行，延及东汉，犹未好转；而且班昭之时，汉室已有女性干预朝政，外戚跋扈擅权的苗头。于是班昭试图通过对宫中女性的教育，来矫正时弊防患未然，可谓用心良苦。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看看当时以下事实。
一、俗语有称“脏唐臭汉”，汉之淫风泛滥成灾。从吕后开始，政府积极倡导早婚，不但宫廷争做表率，如昭帝即位只有八岁，便有六岁的上官皇后；平帝九岁即位，安定皇后也是九岁；而且还以法令鼓励早婚，汉惠帝六年便有“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收五算”，使得早婚迅速成为社会习俗。早婚弊多利少，一方面缩短了人寿命，以致东汉十四帝，除被弑者外，活上四十岁的只有俩人；另一方面，早婚使身心未成熟的少男少女们很早知道了男女之事，助长了淫风。试看《汉书》所载汉诸王的荒淫，便足令人咋舌：燕王刘定私通父妾并使生下一子，又强夺弟妻为已妾，又了她的三个女儿；赵太子丹与亲姐及宫女；江都王建在其父死后未葬时，就了其父爱妾，又与已妹，甚至还强使宫女与羚羊及狗，观之以为乐；齐王终古也曾令其所宠之奴与妾八子及诸近身侍婢，或让他（她）们与犬马交配，自己在一旁观看取乐。诸王如此，寡居后的公主们也不落后：汉武帝姑姑馆陶公主宠幸董偃；女鄂邑盖公主私通丁外人，等等。这些都说明西汉宫廷中淫逸之习的严重。东汉紧接西汉，宫中淫风当然不会自然断绝。东汉帝王多早夭折，便是早婚和淫逸的结果淫风的流行，本来是男女双方所应共同负责的，可世人却往往将此责任委之于女性的不守“妇道”。似乎只要女性完全驯服于自己的丈夫，将丈夫的意志看作不可违逆的天的意志，那么生活的天平便不会失去平衡。班昭受儒学影响颇深，所以《女诫》通篇所言，皆为女子如何柔顺地服从男性，以家庭的正常生活，和谐的伦常之道为最高追求。班昭有为皇后和诸嫔妃讲学的任务，向她们灌输这样的观点，便自以为对矫正淫风会起一定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