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改革

清朝末年，内外交困的危局唤起王朝统治者的自救意识，从而上演了一场由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新政三步曲构成的改革运动。那时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一言九鼎。她的性格、心态和识见，对这场改革运动的进程和结局，干系十分重大。

　　慈禧以其美色和慧根成为咸丰皇帝的宠眷，又以果决和心计取得垂帘听政的权柄。她发动“辛酉”，本系权欲驱使，但权力一旦在握，她也活得很不轻松。与其同类武则天相比较，她所面临的时代要远为复杂得多，堪称“古今未有之变局”。这位宫廷头号女人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以撑持风雨飘摇的老大帝国。

　　慈禧发动后，以“自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迅即拉开序幕。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支持，洋务运动怎能在强大守旧势力的阻梗下延续三十多年?很长一段时间里，慈禧被一些史家称为“顽固势力的总代表”，说她“一贯顽固守旧”，殊不知慈禧值国事日非之际，亦不乏改革进取之心。

　　洋务派每办一事，必招致顽固派和清流党的攻讦，朝廷上无一日安宁。面对顽固派和清流党的嚣声，慈禧太后巧妙地施展其手腕，逐渐地减少来自他们的阻力。一八六六年，洋务派拟在同文馆加设天文、算学馆，选派科甲正途出身的人进馆学习。此议一出，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便倡首反对。他认为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洋人”。慈禧见倭仁振振有辞，即令他保举数员精通自然科学的中国教师，另行设馆授徒，以与同文馆的洋教习相比试。倭仁见上头动了真格，赶快申辩，说所谓中国“不患无才”，不过是自己“以理度之”，为想当然之事，“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倭仁受此挫抑，后竟郁闷成疾，请求开缺休养。

　　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也领教过慈禧太后的厉害。中法战争期间，张佩纶放言高论，以谈兵事为能，对洋务派的军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顾。慈禧顺水推舟，任命张佩纶为福建海疆大臣，到前线指挥作战。张佩纶临事茫然，暗中叫苦不迭。据《中法兵事本末》记载：“张佩纶、何如璋甫闻炮声，即从船局后山潜逃。是日大雷雨，张佩纶跣而奔，中途有亲兵曳之行，抵鼓山麓，乡人拒不纳，匿禅寺下院，距船厂二十余里。……适有廷寄到，督抚觅张佩纶不得，遣弁四探，报者赏钱一千，遂得之。”张佩纶的色厉内荏，慈禧的治人之术，于此可见一斑。

　　慈禧一面应付顽固派、清流党的讧闹，一面给备受委屈的洋务派打气。一八七八年，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出使英法前夕，与慈禧有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慈禧：“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臣，总是瞻徇的多。”

　　曾纪泽：“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忠贞之臣。”

　　慈禧：“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

　　曾纪泽：“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

　　慈禧：“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曾纪泽：“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拼了声名也还值得。”

　　慈禧：“我们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知道他。”

　　慈禧不仅对曾、左等洋务运动的“老班子”念念不忘，而且颇有后继乏人之虑。郭嵩焘作为洋务运动的新锐，是中国首任驻英法大使。郭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动辄与老朽们争论，得罪了许多人。在顽固派眼中，郭不啻是士林败类，名教罪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这首刻薄的对联便是顽固派送给郭嵩焘的礼物。慈禧说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实际上在为郭嵩焘鸣不平，同时对曾纪泽也是一种激励。

　　慈禧无疑是支持改革的，但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与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素养和精神面貌又有一定的差距。她无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愚昧，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她贪图安荣享乐，不惜挪用海军军费修造颐和园。愚昧和私欲，直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的实绩。更为重要的是，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从未有过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而是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

　　甲午战争后，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众所周知，戊戍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一手下去的。然而，慈禧并非一贯就反对变法维新。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即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素怕慈禧，待到慈禧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哪知他们的所做所为渐渐超过慈禧所能容忍的限度，以致吞下血腥的恶果。

　　慈禧的不满，不外乎两个方面。其一，维新派有针对她的兵变计划，直接威胁到她的地位和生命。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云：“光绪戊戌，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在权力之争中，慈禧最为心狠手毒。如果改革要以牺牲她的权力为代价，那是万万不行的。其二，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慈禧生怕全线出击造成大厦倾覆，急忙出面采取断然措施，以稳定政局。

　　戊戌变法运动虽被，但改革毕竟已是大势所趋，症结只在由谁主持改革，以及如何进行改革。精明的慈禧太后通过戊戌确证自己的地位之后，旋即主动发出继续改革的信号：“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慈禧的这一举动，给后万马齐喑的局面注入了兴奋剂，使主张变法维新的社会力量重燃希望之火，这实为她上的高明之处。

　　正当慈禧意欲缓进地推行改革时，义和团运动爆发。一帮顽固派昧于大势，极力怂恿慈禧利用义和团“排外”，酿成庚子国难。慈禧携光绪仓皇西狩，一路困顿风尘，颜面丢尽。痛定思痛，慈禧一面惩治坏事的顽固派官僚，一面急切地表达自己在更大规模上进行改革的决心。一九○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要求王公贵族，部臣疆吏“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上谕发布后，各处反应强烈，其中尤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二人联衔会奏三疏最为完备。慈禧阅罢，认为“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同年四月，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命奕劻、李鸿章等六人为督理大臣。至此，清末“新政”正式上演。

　　与戊戌变法相比较，清末“新政”实际上是一场更具近代化性质的改革。上，它在承袭戊戌变法裁汰闲衙冗官的思路的基础上，设立外务部、商部、学部、巡警部、邮传部等新的政府机构，使传统的六部体制不复存在；经济上，肯定了戊戌变法时奖励工商、发展实业的各种措施，还颁布《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等多种经济法规，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法制保障；军事上，戊戌变法时的主张为整顿团练、令八旗改练洋操，并着手改革军制，而新政则致力于用现代化军队建制编练新军，军队成分、武器装备和指挥水平明显改善；文化教育上，戊戌变法时提出改革科举制度、设立新式学堂、奖励游学,新政则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大规模地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士人出国留学，并参照日本模式制定出中国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

　　从戊戌变法到新政，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改革的洪流在经历一番曲折后，又重新回到原来的航道，并以更加奔涌的态势向前推进，实在耐人寻味。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对新政寄予厚望。她在接近古稀之年，忽对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籍产生浓厚兴趣，时常阅读以广见闻，这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新政推行过程中，虽有种种弊端，但决非无善可陈，更不是什么“假维新”。新政的推行，确实在为中国逐步积累着现代化资源，为社会的转型准备着物质和社会方面的条件。

　　不过，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没有再给中国提供一个稳健改革的机遇。一九○四年，日俄战争爆发，蕞尔小国战胜了庞然大物俄罗斯。国内外认为，这是立宪国战胜专制国的铁证，“皆谓专制之政，不足复存于天下。”于是国内立宪的呼声，由微弱转为高涨。慈禧在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将新政归于改革一途。改革，意味着要突破体制中最核心的部分。这一重大跨越，给清末改革带来功能性紊乱，也给慈禧招致难以承受的压力。

　　本来，后起国家的现代化在初期需要一个集权的政府，以便整合社会力量，充分调动和使用各种资源，稳健地推动现代化的进程，日本即是一个先例。日本从一八六八年开始明治维新，到一八颁布《大宪法》，历时二十余年。而中国在实行新政不久即转入改革，其结果只能导致资源的分散，使原已就“内轻外重”的格局更趋严重。当时国内就有人痛切地指出：“论日本之政，其所以致富强者，以其能振而伸国威也。今之议者不察其本，而切切以立宪为务，是殆欲夺我自有之权，而假之以自便自私也。……夫日本以收将权而存其国，而我国以限君权而速其祸，不可谓善谋国者也。”

　　一九○六年，光绪奉慈禧谕旨，宣布“预备仿行”，并以官制改革为下手处。官制改革以行政和司法相互独立为基本原则，“总使官无尸位，事有专司，以期各有责成，尽心职守。”由于官制改革牵涉权力和利益的重大调整，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躁动不安。有关官制改革的条陈如雪片般飞到慈禧的眼前，其意见之纷杂、斗争之激烈实属罕见，老佛爷感觉“如此为难，还不如投湖而死。”厘清与地方的权限是官制改革中最头痛的问题之一，清政府本欲通过官制改革收取督抚的兵权和财权，哪知督抚却以设内阁、开国会相要挟，与地方的矛盾更形突出。官制改革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一九○八年，编查馆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与此同时，慈禧和光绪帝发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上谕指出：“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均当警觉沉迷，扫除积习。……所有人民应行练学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该管衙门，在外由各省督抚，督饬各属随时催办，勿任玩延。”又云：“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这是慈禧生前颁布的最后一道谕旨，也可说是慈禧的遗嘱。

　　同年，慈禧悲郁而逝，权力轴心顿成虚弱，要求速开国会、速立宪法的呼声更趋高涨。立宪派的鞭策和清廷的拖延，导致两者合作的最终破裂。满清王朝在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呼喊声中土崩瓦解，清末改革以失败而告终。假如慈禧晚死十年，改革的结局又将如何?在逝去的历史面前，吾无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