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科学界的盘点不断展开，去年年初曝光的井冈山大学论文造假事件屡被提及。
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钟华和工学院讲师刘涛为责任人，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的70篇论文存在造假现象，被一次性撤销。这起中国SCI论文饥渴背景下的疯狂案例曾令国际舆论哗然。
实际上，即便在我国最高水平的科研机构或国家部委高层次的评审中，算数量、比速度，也是比较明显的问题。一些还算好但并非真正突出的发现，因为其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尖杂志，就被国内领导和部门作为突出贡献而庆祝并给予极大的支持。
近年来，我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最新的媒体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真正极好的论文，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科学界如何潜心学术、摒弃急功近利专访北京大学教授饶毅。他一直坚持科研的质量、回归科学本质，秉持“慢”的理念。
2007年，时年45岁的饶毅从美国西北大学归国，他曾任该校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其实验室研究方向是高等动物发育的分子信号。饶毅的回国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并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
记者：在国内的学术圈中，您的论文数量似乎并不多？
饶毅：论文是发表你的科学发现。论文可以看数量也可以看质量。如果用《让子弹飞》来比喻，你可以算很多次枪声后击中很多目标，但也可以看看子弹击中了什么目标。中国现在可能主要看枪响后报捷的喜报用什么材料，就是问发表在什么杂志，而很少人能判断打下的目标到底多重要。
我自己的论文数量比较少，自从2004年有独立的国内实验室后，发表过3篇原始文章。其中，两篇是神经发育：2005年《细胞》报道GSK参与极性形成，2007年《发育生物学》报道ILK参与极性形成；一篇是行为，2008年《自然神经科学》报道鱆胺参与争斗。
另外2005年我应邀在《自然神经科学》发表过一篇述评，评论同期一篇文章，虽然不是我们的研究，但我挺喜欢这篇文章，它对原研究者的结果提出不同的解释。
而2006年、2009年、2010年，我在北京的实验室论文数量为零。
这是国内实验室中发表论文特别慢的活标本，可供批判。
记者：我发现有个很矛盾的现象，您经常在中国报刊写文章，好像不低调，但对科学却很有耐心，又很低调。
饶毅：不矛盾。我写的中文文章，是为了推动改革、为了改善科学文化、为了让青年学生少受不良风气误导，所以数量不能太少。而科学是我的本行，无需在公众中谈。我自然有我的科学交流对象，而且我主张研究过程中积极交流，而不仅限于交流已经发表的工作。
记者：很多人对您个人实验室的情况也很好奇？
饶毅：我的实验室，无论是以前在美国的实验室，还是后来在北京的实验室，迄今为止，速度都不算很快。
在我的实验室，做实验完全取决于做实验者的喜好和自身动力，学生、技术员都有很大余地，而且他们多半很有主见。前不久的组会上，一个学生在回答我建议时说“好”，实验室其他人员惊讶了半天：好像是第一次听学生说“好”而不是反驳我。
一般来说，我的实验室不依赖速度的竞争，而是需要多想，多探讨，选择别人不太做的领域。
在美国时，我实验室做得最多的是神经导向分子，特别是1999年发现Slit蛋白质是神经纤维排斥性导向分子。这是我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Corey Goodman、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Marc Tessier-Lavigne同时发现的。
他们都是比我年资高的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Goodman的年资可以做我老师，Tessier-Lavigne是新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因为1994年证明第一个导向分子的工作闻名于世。1999年我们三个实验室的论文发表在同一期《细胞》杂志上。
我的实验室当年还有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自然》和《神经元》，报道Slit参与神经细胞迁移的导向作用。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才能在该领域做下去。后来，从1999～2009年十年，我们共发表约20篇论文，全部集中在神经导向，以Slit为主，也做过其他两个分子，所有这些都集中理解一个问题：导向的分子机理。
记者：回国以后呢？
饶毅：我希望在中国的工作和我在美国的工作一样。我回国的时候，估计能做到这点。但是，从发表的论文看，我在中国的实验室，论文数量特别少。即使如此，我现在也有信心把国内的工作做得比美国的好。
这几年我的实验室研究方向从发育转到行为。实验室一些学生探讨和摸索了不同的行为范式，最后我们决定做社会行为的分子和细胞机理，用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途径，剖析动物间相互作用的机理。这种转型，本身需要时间。我们进入新领域，行为领域的人不熟悉我们。行为和发育不同，有很多人工观察的部分。我不放心，重要实验，我都至少看两个以上学生重复的结果，不能出纰漏，必须严谨。所以，对于自己实验室的“慢”，我觉得至少在目前是必需的。
记者：如何解读这种“慢的标本”？
饶毅：科学研究的慢，不是偷懒不做，而是指重要的结果出现慢，但研究者积极思考，积极推进研究。
是否慢与个人风格和特色有关，也和研究的性质和领域有关。我们实验室因为研究性质、转型、风格、时期等多种综合因素，不可能快。我们不是故意追求慢，是速度不能做我们的目标，质量和高度更受重视。
在科学界，有少数科学家个人的产出可以既快又好。或许可以说，这是学术界都喜欢的“西施”，我们实验室很尊重和羡慕做得既快又好的科学家。
但是，我自知不是“西施”，而是有很多缺陷的研究者，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什么都做好，不可能很快，也就不宜“东施效颦”。
记者：论文发表的杂志好像大家觉得很重要，您如何看？
饶毅：在哪个杂志发表，说明当时一些同行对论文质量和重要性的看法。但是，它并非所有同行的看法，而是几个审稿人的看法，有时可以出现偏颇，而且有时间问题。所以，虽然发表的杂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文章的重要性，但是也会出现不准确的时候。
比如，神经生物学近年最重要的一个技术发明是光遗传学，就是用光来操纵分子，发明技术的两篇关键论文，值得获诺贝尔奖，但它们在《自然神经科学》和《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而很多相关的后续文章发表在《自然》、《科学》和《细胞》上。
这是因为刚刚出来时，几个编辑和审稿人没有马上意识到其重要性，而后来大家很快都意识到重要性，所以后续的文章刊登在更显眼的地方。其他领域也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所以，一定要看内容、做学术判断，而不能单纯看发表杂志的名称。如果只看杂志名称，那么我们各个单位就不用科学家，而可以请初中生来评价科学了。
记者：您是否也感受到了一些压力？
饶毅：目前中国科学界比较求快，对我也不例外。
有人讥笑我老得不行而回国，有人认为我只能写博客不能做科研，有人认为我做不出科研成果才谈政策……不一而足。
也有人好意告诫我发表论文比发表议论重要，而且应该又快又多。实验室的学生也有善意的担心。我不愿骚扰实验室学生，不会经常催结果，而是有问题就讨论。
但我不可能做到又快又好，只能有选择。
好在我已有工作基础，而且2005年在中国发表过一篇《细胞》论文，我得到的支持可以持续一些时间，只要我不怕喝倒彩的压力，不脱离自己的特点转而追求急功近利，还可以承受慢一些带来的压力。
记者：对于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您有哪些建议？
饶毅：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特别是年轻的研究者，目前比较难，如果做得慢的，在国内压力会比较大。
我现在愿意出来讲这些不是我自己需要特别支持。我接受中国青年报的采访，就是想提供一个标本，希望国内多一些单位能选拔和支持一些慢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在目前情况下，选择优秀的人、有潜力的人、积极工作的人，即使他们“慢”，也支持他们，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支持快的人，支持错了，也没人责怪。而支持慢的人，也可能有搞错的时候，作为各级资源掌握者、决策者，这很不容易。
但是，世界科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今后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既可能出自快的途径，也可能出自慢的方面。因此，不同的科学工作者根据各自特点，有所选择，有得有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