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时为部第三厅演剧八队队长刘斐章在《长沙文史资料》第一辑著文回忆：文夕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11月16日，总理即乘车赶回长沙，并冒险进城，随即发电报，“调部第三厅所属各部人员，包括分配在西南各地的四个演出队和抗宣一队等到长沙救灾”。
“文夕大火”那天凌晨，正欲撤离，发现司机和汽车都不见了
“文夕大火”那一夜，的两位和，全都住在长沙城中。
关于和是怎样从“文夕大火”中撤离的，记载非常多。身边的工作人员龙飞虎、童小鹏等均有回忆，并见诸报端，但这两位同志的记载，比对之后，竟多有相互矛盾处。
原因无他，一切只因发生“文夕大火”那一夜，龙飞虎和童小鹏等人其实并没有在“文夕大火”现场。
龙飞虎说得很清楚：“火烧长沙时，我因公到沅陵，听到这件事，心里很着急”。
而童小鹏在回忆录《风雨四十年》中自述称：“我是（1938年11月）12日晚10时左右和几个机要人员，带电台乘小救护车，离开长沙到衡山的，这时长沙已是兵荒马乱，到处是撤退的人群，公路挤得满满当当，行车比走路还慢……”
其实，就在长沙“文夕大火”发生时，和身边有一位负责安全保卫的工作人员邱南章（1911—2011），也留有“口述实录”。
正是邱南章在“文夕大火”发生那一夜，唤醒了和，并和他们一起撤离了烈焰腾腾的文夕大火场。
长沙文史专家黄曾甫先生在十余年前临去世前，曾赠给我一份“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以下简称“八办”）对邱南章先生的采访油印件。该油印件，在今长沙市蔡锷中路徐祠巷“八办”旧址，可能现在也不一定能够找得到。
黄曾甫曾称，1977年11月6日长沙“八办”曾派人前往北京市工人体育场东路6号2单元2号邱南章先生家采访了邱先生。最后“八办”工作人员将之整理成材料，印成油印件分别保存。
邱南章在此次采访中谈到，是在1938年10月25日早晨从武汉最后撤退的，撤退时“已能听到敌人的炮声了”，“总理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这样，武汉、长沙撤退都是走在最后”。10月27日，从武汉经澧县到达长沙。邱南章一直随同和两位领导。
到长沙后，、和邱南章都住在长沙市寿星街2号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内，而从武汉与一同撤往长沙的白崇禧、陈诚则住在长沙城外，大家“约好在长沙停留一段后再继续撤退”。
邱南章说：“我们在长沙停的时间不长，要做的事情很多，总理日夜忙碌，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到二十个小时的工作，有时整夜都不能休息。他要和当局协商在长沙抵挡敌寇，又要安排地下的我党工作，还要检查撤退工作。”
今天我们重读郭沫若的《洪波曲》、翻阅电影《东进序曲》中的新四军谈判代表黄秉光的原型陈侬非的回忆录，都能印证这一说法。
陈侬非回忆，1938年11月4日下午，从武汉回到长沙的，特别抽暇来到天心阁下都正街78号“记者之家”看望住在这里的所有战地记者，和大家一一握手慰问，再三问记者有何困难，好叫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解决。“记者之家”的记者们深受感动。
1938年11月12日上午，陈侬非又和范长江、任重等一批记者，来到寿星街2号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访问。明确告知记者们，“为了今后的新闻工作，也为安全计，今晚6时前，务必撤离长沙”，当天下午4时，又派人检查记者们是否做好出发准备，范长江、陈侬非等记者都为办事细致周密，处处为人着想，异常感动，同时也听从劝告，不再犹豫，断然于下午5时45分离开都正街，撤离长沙，前往衡阳。结果车行在路上时，忽听到人们惊呼起火了，他们回头望向长沙，长沙城市上空已被火光烧得一片通红。
郭沫若则在《洪波曲》中记述：在11月12日，文夕大火前夕，正当长沙紧张撤退的高潮，面对驻在荷花池长沙师范学校（今为荷园楼盘）内即将撤离的三厅，郭沫若为“人员多，器材多，汽车少、交通堵”而一筹莫展时，赶到荷花池，亲自指挥撤退，要求行李用卡车运，人员则结队步行，赶紧离开长沙。
同一天晚上，命令身边工作人员童小鹏等同志携电台先行撤离长沙。
邱南章回忆说，到了当天晚上12时，“总理要我打电话询问情况。我打电话给陈诚的秘书，询问敌人的情况，对方回答说，‘敌人还在洞庭湖’”。因为这个电话，决定，“我们准备第二天（11月13日）一早走”，因“和叶参谋长都几天几夜没好好休息了，此时他们打算休息一下”。
到11月13日凌晨2点钟，一片爆炸声和人们的哭叫声传来，把邱南章从睡梦中惊醒。邱南章说：“窗外火光冲天，我当时是没脱衣服睡的，马上起来，首先叫醒总理和叶帅，然后下楼叫司机，叫他准备开车。我赶忙上楼拿了皮箱（中型牛皮箱，装电报、公文纸、密码等），拉了总理和叶帅，就往外跑”。但跑到门外，却发现原本停在寿星街上的司机和汽车都已不见了。
邱南章称：“因我给总理、叶参谋长做保卫工作，所以每到一地都要熟悉街道地形、方位，防备突然情况变化，当时已是半夜三更，到处大火，全凭我带路，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能保证总理、叶帅尽快脱险境”。
当时的寿星街，街道狭窄，两边都是已经着火的木板房，邱南章身穿皮大衣，脚穿马鞋，领着众人一直往河边走。由于江边泥泞，邱南章一只鞋子陷进河边泥泞。邱南章索性把另一只也甩了，从口袋里拿出一双布鞋穿上，最后众人终于从火海中冲出。然后大家“沿着湘江河边走，途经英国领事馆、利华玻璃厂等处，走出长沙到达通湘江的公路，此时已是天亮了”。、此时已经脱险。
此后，他们遇上一辆军队辎重团的运输汽车，停在公路边，经交涉，同意送、及负责安保工作的邱南章到湘潭下摄司，在湘潭休整了半天。13日下午又乘汽车去南岳参加中央当局的会议，邱南章也就在14日去衡阳了。其间，总理的小车又一次让撤退的军队给偷走，好在经邱南章寻找马上要了回来。
邱南章在“文夕大火”中一直陪伴在和身边。这份口述资料，在今天已成珍贵史料了。
“文夕大火”后，等人作为第一批次的救灾人员，最先进入劫后长沙
“百万荣华，一刹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后，中央“喉舌”《》发表社论称：“长沙一切损失与牺牲，实为争取最后胜利所付最悲壮最伟大之代价，而长沙一切公私损失已记入总账中。”
但当时汹汹，认为时为湖南行政最高长官的对长沙大火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文夕大火”也成为烙在身上一辈子的耻辱。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平时做事是提得起，放得下，而对于长沙大火，是提不起又放不下”，“这是我毕生内疚，耿耿于怀的一件事”。
在“文夕大火”发生后，最先进入劫灰烬余火后长沙，第一批次进行救灾的人员，恰恰是领导的人。
时为部第三厅演剧八队队长刘斐章在《长沙文史资料》第一辑著文回忆：文夕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11月16日，总理即乘车赶回长沙，并冒险进城，随即发电报，“调部第三厅所属各部人员，包括分配在西南各地的四个演出队和抗宣一队等到长沙救灾”。11月16日傍晚，刘斐章看到郭沫若坐在一部敞篷大卡车副驾位上向他们的驻地开来，车一停，即吩咐：“通知全队快上车，要轻装，生病的不要去，不必带演戏用的东西，我们马上开车，周副部长已在长沙等我们。”当时郭沫若神情严肃，且有些着急。不到十分钟，驻扎在衡阳含章中学的演剧八队所有人员全部爬上卡车，卡车发动，全速前进，刘斐章说：“当时大家很兴奋，因为党信任我们，恩来同志在召唤我们。”
《义勇军进行曲》（即今天的国歌）词作者田汉，也是在召唤下，第一批次进入长沙城从事灾后救济和重建的工作人员之一。田汉于1938年11月17日重返火后长沙。
田汉说，进入长沙时，长沙城内的火还没有全熄，“有些地方还在冒烟。我和演剧六队、九队的同志们传递水桶，救熄了皇仓坪（今五一广场附近）的余火，保全了400多石谷子。正在这时，同志再次赶回长沙，记得他也帮着提了几桶水。”
回忆这段经历，田汉感慨记道，“湖南人被称为‘湖南牛’，是有几分牛脾气的。一家酱园老板回城，见他的店子烧得精光，他不是哭而是笑，说：‘这个放火司令的焦土政策才是完善哩！不过，不要紧，还剩下两口缸，我还能搞起来！’”
田汉和刘斐章对于当年在长沙的救灾，印象最深刻的工作均是发放赈灾款：“为了让老百姓能有些资本再从焦土重建家园，我们发了一次赈款，不分男女老幼每人给五元。因为全部赈款是通过演剧队队员的手发给的，由于队员们高度的热情和周到的组织工作，每元钱都到了灾民手中，所以很解决问题，这也是党所领导的戏剧工作者的荣耀。”
在长沙大火后的救济中，既对及其率领的人心怀感激，又佩服地说：“长沙灾民愿意自力营生的是这样的多（贷款自救者达23804人），而愿意进收容所的是那样的少（愿领灾民证者仅217人），这正反映了湖南民性的坚强处……这个统计数字使我大为感动。”
当领导的演剧队组成的“长沙大火善后突击工作队”宣传组进入长沙城内开始对灾民进行救济时，人们发现废墟中有铅字和残缺的印刷机，于是“工作队”开始编印铅字小报，并组织一批受灾儿童作报童，免费分发报纸给报童，卖了钱归报童们作生活费用，作为救济。在报童们等着取报时，音乐家任光则把他带来的一架小风琴放在分发报纸的院内，教孩子们唱歌。任光最先教他们唱的便是著名的《卖报歌》，那里面有句著名歌词：“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
郭沫若则在《洪波曲》中记述：在11月12日，文夕大火前夕，正当长沙紧张撤退的高潮，面对驻在荷花池长沙师范学校（今为荷园楼盘）内即将撤离的三厅，郭沫若为“人员多，器材多，汽车少、交通堵”而一筹莫展时，赶到荷花池，亲自指挥撤退，要求行李用卡车运，人员则结队步行，赶紧离开长沙。
同一天晚上，命令身边工作人员童小鹏等同志携电台先行撤离长沙。
邱南章回忆说，到了当天晚上12时，“总理要我打电话询问情况。我打电话给陈诚的秘书，询问敌人的情况，对方回答说，‘敌人还在洞庭湖’”。因为这个电话，决定，“我们准备第二天（11月13日）一早走”，因“和叶参谋长都几天几夜没好好休息了，此时他们打算休息一下”。
到11月13日凌晨2点钟，一片爆炸声和人们的哭叫声传来，把邱南章从睡梦中惊醒。邱南章说：“窗外火光冲天，我当时是没脱衣服睡的，马上起来，首先叫醒总理和叶帅，然后下楼叫司机，叫他准备开车。我赶忙上楼拿了皮箱（中型牛皮箱，装电报、公文纸、密码等），拉了总理和叶帅，就往外跑”。但跑到门外，却发现原本停在寿星街上的司机和汽车都已不见了。
邱南章称：“因我给总理、叶参谋长做保卫工作，所以每到一地都要熟悉街道地形、方位，防备突然情况变化，当时已是半夜三更，到处大火，全凭我带路，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能保证总理、叶帅尽快脱险境”。
当时的寿星街，街道狭窄，两边都是已经着火的木板房，邱南章身穿皮大衣，脚穿马鞋，领着众人一直往河边走。由于江边泥泞，邱南章一只鞋子陷进河边泥泞。邱南章索性把另一只也甩了，从口袋里拿出一双布鞋穿上，最后众人终于从火海中冲出。然后大家“沿着湘江河边走，途经英国领事馆、利华玻璃厂等处，走出长沙到达通湘江的公路，此时已是天亮了”。、此时已经脱险。
此后，他们遇上一辆军队辎重团的运输汽车，停在公路边，经交涉，同意送、及负责安保工作的邱南章到湘潭下摄司，在湘潭休整了半天。13日下午又乘汽车去南岳参加中央当局的会议，邱南章也就在14日去衡阳了。其间，总理的小车又一次让撤退的军队给偷走，好在经邱南章寻找马上要了回来。
邱南章在“文夕大火”中一直陪伴在和身边。这份口述资料，在今天已成珍贵史料了。
“文夕大火”后，等人作为第一批次的救灾人员，最先进入劫后长沙
“百万荣华，一刹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后，中央“喉舌”《》发表社论称：“长沙一切损失与牺牲，实为争取最后胜利所付最悲壮最伟大之代价，而长沙一切公私损失已记入总账中。”
但当时汹汹，认为时为湖南行政最高长官的对长沙大火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文夕大火”也成为烙在身上一辈子的耻辱。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平时做事是提得起，放得下，而对于长沙大火，是提不起又放不下”，“这是我毕生内疚，耿耿于怀的一件事”。
在“文夕大火”发生后，最先进入劫灰烬余火后长沙，第一批次进行救灾的人员，恰恰是领导的人。
时为部第三厅演剧八队队长刘斐章在《长沙文史资料》第一辑著文回忆：文夕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11月16日，总理即乘车赶回长沙，并冒险进城，随即发电报，“调部第三厅所属各部人员，包括分配在西南各地的四个演出队和抗宣一队等到长沙救灾”。11月16日傍晚，刘斐章看到郭沫若坐在一部敞篷大卡车副驾位上向他们的驻地开来，车一停，即吩咐：“通知全队快上车，要轻装，生病的不要去，不必带演戏用的东西，我们马上开车，周副部长已在长沙等我们。”当时郭沫若神情严肃，且有些着急。不到十分钟，驻扎在衡阳含章中学的演剧八队所有人员全部爬上卡车，卡车发动，全速前进，刘斐章说：“当时大家很兴奋，因为党信任我们，恩来同志在召唤我们。”
《义勇军进行曲》（即今天的国歌）词作者田汉，也是在召唤下，第一批次进入长沙城从事灾后救济和重建的工作人员之一。田汉于1938年11月17日重返火后长沙。
田汉说，进入长沙时，长沙城内的火还没有全熄，“有些地方还在冒烟。我和演剧六队、九队的同志们传递水桶，救熄了皇仓坪（今五一广场附近）的余火，保全了400多石谷子。正在这时，同志再次赶回长沙，记得他也帮着提了几桶水。”
回忆这段经历，田汉感慨记道，“湖南人被称为‘湖南牛’，是有几分牛脾气的。一家酱园老板回城，见他的店子烧得精光，他不是哭而是笑，说：‘这个放火司令的焦土政策才是完善哩！不过，不要紧，还剩下两口缸，我还能搞起来！’”
田汉和刘斐章对于当年在长沙的救灾，印象最深刻的工作均是发放赈灾款：“为了让老百姓能有些资本再从焦土重建家园，我们发了一次赈款，不分男女老幼每人给五元。因为全部赈款是通过演剧队队员的手发给的，由于队员们高度的热情和周到的组织工作，每元钱都到了灾民手中，所以很解决问题，这也是党所领导的戏剧工作者的荣耀。”
在长沙大火后的救济中，既对及其率领的人心怀感激，又佩服地说：“长沙灾民愿意自力营生的是这样的多（贷款自救者达23804人），而愿意进收容所的是那样的少（愿领灾民证者仅217人），这正反映了湖南民性的坚强处……这个统计数字使我大为感动。”
当领导的演剧队组成的“长沙大火善后突击工作队”宣传组进入长沙城内开始对灾民进行救济时，人们发现废墟中有铅字和残缺的印刷机，于是“工作队”开始编印铅字小报，并组织一批受灾儿童作报童，免费分发报纸给报童，卖了钱归报童们作生活费用，作为救济。在报童们等着取报时，音乐家任光则把他带来的一架小风琴放在分发报纸的院内，教孩子们唱歌。任光最先教他们唱的便是著名的《卖报歌》，那里面有句著名歌词：“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