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一场早产的革命

“并没有真正的公车上书运动”
　　
　　讲座的主题是“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革命”，杨奎松首先阐释了生产力对社会运动的巨大影响。
　　
　　“马克思认为在1848年资本主义已经走到极限了，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后，更大的生产力蓬勃出现，一个是机械的发展，一个是电报、电话以及电灯的出现，直接带动了信息的传播，变成了强大的社会动员的条件。”他以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公车上书”和“五四运动”为例，阐释自己的看法。
　　
　　杨奎松指出，中日《马关条约》带来严重的民族危机，但没有引起国人的关注。康有为、梁启超在举人中发动上书运动，但绝大多数人没有签名，最终上书也没有送到朝廷中去，“并没有真正的公车上书运动”。而五四运动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民众通过电报了解到会议的情况，又通过电报将意见传给外交代表，最终成功促使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他认为，1894年时没有良好的现代化信息传递工具，1919年有了电话和电报，是两次运动出现不同结果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时还没有民主的基础”
　　
　　通过进一步对比“公车上书”和“五四运动”的社会动员程度差异和其原因，杨奎松进一步提出，在民主、和共和革命的意义上，辛亥革命是一场“早产”的革命，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
　　
　　杨奎松分析道，五四运动的广泛参与，得益于下列因素：新式学生群体形成；城市化的加速带动社会舆论的产生，推动了民众对的参与和对国家的认同；电报的出现等生产力的发展、白话文运动促使信息的传播，使民众意识到自己与国家的关系。这些条件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尚不成熟，民众在1920年时才真正参与运动之中。而辛亥革命后，整个社会新的统治阶层还是旧式的派别和群体，大批新的精英和新的学生群体尚未出现。
　　
　　“从共和革命这个角度来说辛亥革命是早产的”，杨奎松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能顺利实现，一方面是因为1905年“废科举”切断了知识精英和皇权的利益链条，使皇权失去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满汉矛盾。“辛亥革命当时还没有民主的基础，也没有民主的意识和宣传。”这是杨奎松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基本观点。
　　
　　对“辛亥革命性质温和”的观点，杨奎松持不同看法：“满清政府过度虚弱，之所以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满清政府没有条件作出这样的抵抗。”
　　
　　“社会历史的演进应该是渐进的过程”
　　
　　杨奎松特别强调，社会历史的演进应该是渐进的过程。但孙中山和其他中国精英，寄希望于“一场革命解决所有问题”，看到西方民主道路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分化的问题后，转而希望寻找更好的学习榜样，没有考虑到社会的生产力、文化、意识发展的实际情况。
　　
　　“中国五四运动没有完成思想启蒙过程，本应宣传民主、的运动很快转入宣传热潮，”在杨奎松看来，五四运动的变质又是中国人希望找到一条捷径的表现。
　　
　　“绿地有接近直角的一条路，很多人会抄近路，按照直线从两个半腰插过来，在绿地上踩出一条黄土路，草都死了，”讲座结束时，杨奎松举了一个生活中的例子，以此说明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我们的革命当年也是这样的一种思路，就是老想走捷径，看到一个新的就想学，旧的就不要了，造成的后果是规矩没有学成，新的草地也踩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