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贵阳８月２３日新媒体专电（“中国网事”记者闫起磊）服刑２０年“拒不认罪”，从３１岁到年过半百，曾经的“死刑犯”，贵州省黔东南州天柱县人杨明被宣告无罪走出后，扑通跪在了他已经８４岁的母亲跟前。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１日，贵州省高级人民对“杨明故意”再审宣判：杨明无罪。与备受关注的“呼格案”“案”不同，截至目前，“杨明案”中尚未有真凶或疑似真凶现身。有专家指出，在推行“疑罪从无”司法理念上，杨明案的依法纠正具有典型的积极意义。杨明“喊冤”２０年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喊冤：不认罪不减刑服刑２０年后无罪释放
时间拉回到２０年前。１９９５年２月，贵州天柱县一位名叫王红（化名）的女性被害。天柱县凤城镇人杨明被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后被逮捕、起诉。１９９６年１２月，黔东南州中级人民一审判决杨明“犯故意杀人罪，，缓刑二年执行”。
一审认定：杨明于１９９３年与被害人王红相识后，双方多次发生性行为。在王红前往广东打工期间，杨明又与杨某某恋爱。王红获悉他们同居后便回到天柱县，于１９９５年１月２１日晚找到杨明说清楚，二人发生争吵。杨明见甩不掉王，遂起杀人恶念，将王带到其家住房一楼开的卡拉ＯＫ厅。次日凌晨一时许，杨明将王红扼死，并将尸体运至其住处附近的荷花塘下水道内隐藏。尸体于１９９５年２月１８日经雨水冲出后被发现。经被害人亲属辨认，死者系王红。经法医鉴定，“王红系被他人扼颈致呼吸障碍而窒息死亡”。
一审判决后，杨明不服，以“没有杀人，要求改判无罪”上诉至贵州省高院。１９９８年３月，省高院做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杨明仍不服，并以“没有杀害被害人”为由进行申诉。１９９８年８月３日，贵州省高院驳回其申诉，决定维持原判。
此后，杨明在服刑期间，一直不认罪，也未申请减刑，且继续申诉。杨明的母亲周德英２０年来坚持为儿子“喊冤”。杨明的妹妹杨孟贞告诉记者，这些年，他们去过贵州省高院、贵州省等部门反映。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杨明案出现转机，贵州省对该案启动复查，并于今年４月，以“生效判决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向贵州省高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省高院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杨明案再审。６月１１日，再审开庭，不公开审理。
８月１１日，贵州高院再审判定，杨明故意杀人的事实及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判认定被害人王红被害时间、地点及认定系杨明杀害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判决杨明无罪。
从１９９５年８月被逮捕，到２０１５年８月被宣告无罪，杨明已“喊冤”服刑２０年。据杨明代理律师介绍，再审宣判后，贵州省高院法官向杨明作了道歉。
再审：证据不成链证言有矛盾案发时间地点不清
与“呼格案”“案”不同的是，杨明一案并未有真凶或疑似真凶现身。那么，杨明案有何“疑点”？
记者采访了解到，“现有证据能否证明致死被害人的是杨明”是该案再审焦点。庭审中，杨明及其辩护人、贵州省出庭检察员均发表了指向“杨明无罪”的意见。
——现有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链。检察员认为，该案重要证据如“被害人的粉色短裤”“杨明家沾有荷花塘污泥的木棒”以及杨明脸上疑似与被害人抓扯形成的伤痕，不能形成完整的、封闭的、指向杨明作案的证据链。
例如，现场勘查时，公安人员发现进入杨明家厕所处有两根木棒交叉放在通道上，在木棒与地面接触处有明显移动痕迹，木棒上粘着荷花塘泥土指印（无纹线）。但再审出庭检察员认为，案发到发现尸体近一个月，木棒移动不能排除其他原因可能性，而木棒上的泥土是否是荷花塘泥土，因未经鉴定，不能据此认定是杨明作案时留下的痕迹。
——证人证言存在矛盾。检察员指出，原判决据以认定杨明杀人的证据主要来自与杨明同居的杨某某的证言，但杨某某前后证言之间、证言与法医尸检报告之间存在矛盾，未得到合理排除，证言存疑。且包括杨某某在内的证人证言均非“亲眼目睹”，证明力较弱。
比如，杨某某证实在杨明家三楼睡觉醒来时，听到一楼卡拉ＯＫ厅有音乐声、吵架声，后下到二楼时听到就像老人生病难受的呻吟声，同时听到泼水声。但检察员认为，在有卡拉ＯＫ音乐声的情况下，杨某某在三楼能听到吵架声、在二楼听到呻吟声及泼水声，显然与常理不符。
——案发时间、地点不清。辩护人和出庭检察员均认为，原判仅凭杨某某证言认定杨明家一楼卡拉ＯＫ厅是案发“第一现场”，但现场勘查笔录、尸检报告及照片、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等证据并不能佐证杨明在卡拉ＯＫ厅杀害王红。
此外，死者近亲属的证词称，案发当晚王红离家时说是杨明在外面等她，但均未亲眼看到，不足以认定王红当晚是与杨明一起离家，且其证言只能证明被害人失踪的时间，不能证明王红死亡时间。
据再审判决书，法庭采纳了杨明及其辩护人的主要辩解理由、辩护意见和检察机关的出庭意见。再审认为，“综合全案证据，不能得出杨明杀害了王红的结论。”
反思：“冤案”如何发生？
“杨明故意”被依法纠正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受访法学界、实务界人士认为，在推行“疑罪从无”审判理念、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等司法实践与改革的过程中，杨明案值得引以为鉴。
业界人士指出，虽然杨明案的侦查、起诉以及原审判决发生在２０年前，不排除当时客观因素制约使原本有可能避免的“冤案”一步步“坐实”。但从此案经过来看，一些可能导致“冤案”发生的“关键环节”仍值得反思。
——侦查取证或存“威胁引诱”。再审出庭检察员指出，关键证人杨某某１９９５年４月４日被公安机关以故意杀人为由刑事拘留后，公安机关先后对其进行了三次讯问，杨某某均未证实杨明杀人事实，但同月１２日，公安机关以赌博为由对杨某某转为收容审查后，杨某某先后五次证实了杨明告知她将王红杀害的犯罪事实，同年５月２３日杨某某被解除收容审查予以释放。检察员认为，从杨某某提供证言过程来看，不能排除其被威胁及引诱作证的可能性，杨某某证言合法性存疑。
——原审起诉或有“把关失严”。１９９６年，黔东南州首次以故意杀人罪起诉杨明时，曾被黔东南州中级人民以“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退回补充侦查。但仅隔一个月后，黔东南州便重新向黔东南州中级人民起诉杨明。杨明的再审辩护律师张磊称，第二次起诉并没有新增证据。
——原审判决未能“小心求证”。再审判决书指出，该案关键证人杨某某的许多证言，“根据日常经验判断”都难以合乎情理。但原审判决并未对其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或排除。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院长顾永忠、贵州黔信律师事务所王宗跃律师等认为，此案说明，为最大限度避免，应进一步加快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切实施行“疑罪从无”法治理念。（文中王红为化名）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