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的婚事

孙中山和是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东京结婚的。当时因为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亡命日本。就是去和这一位者结婚的。
　　
　　这件事立刻给她在国内的亲戚带来了麻烦。在莫理循的档案里有一个文件谈到这事，那就是1915年12月12日北京青年会的秘书罗伯特·尔·盖利写给伦敦《》驻北京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的一封信。下面是这封信的主要部分:
　　
　　孔先生（朱注:孔祥熙）最近在北京去找过你两次，你都不在家。他想让你知道信内所附这一声明的事实。他是否会告诉你一些最近家庭纠纷以外的事，我不知道。不过，侦探因为这个在作调查，我认为最好把事情告诉你，那怕它是孔先生向我私下说的。孔夫人（朱注:宋霭龄）有个妹妹叫罗莎蒙德（注:的教名），最近刚从美国上学回来。孙博士（朱注:孙中山）引诱这位感情容易冲动的姑娘嫁给他，他为这个目的和他妻子离了婚。这位姑娘和他父亲一起住在上海，她母亲到山西去和她的那个怀了孕的女儿孔夫人住在一起。她母亲回到上海的当晚，这位姑娘跟孙医生派来接她的密使动身去了日本。她的父母无限悲伤。一有他们女儿行踪的线索时，就跟着到了日本。但是，到得太迟了，婚礼已经举行。就是这件伤心事，使得宋先生害了重病，把他的女儿孔夫人叫到他青岛家中的床边。这家人恨透了孙博士，抱怨他勾引一个老朋友的天真、热情的女儿离家出走;还恨他不忠于跟他共过患难的妻子。他所有的孩子全比他刚娶的姑娘年纪大。（《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513-514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这封信还有一个“附件”:《有关孔祥熙先生和夫人的声明》。盖利问莫理循:是不是将这附件送给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看。这时正是袁世凯的天下，孙中山是亡命日本的革命家。孔祥熙完全没有预料到，忽然成了这个革命党的亲戚，他听说官方已经派出侦探，“调查我的一切，特别是想知道有关我妻方亲戚们的事。无疑，我们犯有和我们看不起的革命党人站在一边的嫌疑，不知道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事”。（同上书，第515页）他认为有必要为自己洗刷一下。于是有了如下的声明:“这桩婚事并没有将孔先生和革命党人结合在一起。恰恰相反，这桩婚事消除了宋小姐（朱注:指）和他们的任何关系。孔先生在东京期间，忠诚地拥护政府，这种事实是可以证明的。”（同上书，第516页）这时孔祥熙害怕的，是他会因这门新亲戚而得祸。他没有想到的是，将来他会以此为荣，并且从中得到很大的实惠。
　　
　　关于这件事。自己有一个说明。那是她应外国友人白赛脱的提议，1921年4月28日为《字林西报》记者费金写的自述。其中说:
　　
　　由于家父是孙博士在其革命工作中最早的同志之一，因此从孩提时起我就熟悉他的名字和志向。
　　
　　我在家读书，一直到十二岁才被送入教会学校，我的父母都是徒。我在中西女塾就读，直到我有了出洋留学的机会。在（美国）新泽西州和南部当了两年家庭教师之后，我进了佐治亚州梅肯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南方人非常热情好客，我常常在许多有教养的人家中作客。这些家庭文雅与快乐的气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从学院毕业回国时，正处于国内二次革命的初期。我发现我父亲在日本避难，孙博士也在那里。从我父亲与孙博士的交谈中，我得悉我们的民国处在很大的危险之中，因为袁世凯想推翻它。一些在道义上和财政上支持着袁世凯，因为他们被其狡诈的外交手腕及其手下阴险毒辣的宣传所欺骗。我国民众之声被压制。革命事业似乎无望。孙博士的某些追随者，在绝望中把革命事业看作失败的事业而放弃了。
　　
　　仅仅为了满足一个自欺欺人的虚荣心，而把我们的民国倒退到君主国的想法，对我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想起国势岌岌可危，非常痛切，决心为我们的事业而工作。我决定在美国攻读新闻学，以便使自己了解中国的真正事实和形势。我得到家父的同意，怀着这个目的，与家人一起回上海作一次游历。家父的健康状况变得很差，因此在其朋友的劝告下，回来请上海的专家看病。然而由于他身体虚弱，我不能再按计划回美国。
　　
　　随后我又开始在家学习中文。在此期间，我们见到家父的许多朋友，他们来往于上海与我们的东京总部之间。孙博士得悉我正在学习中文，他赠我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当代方面的英文书。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活动，对我的工作鼓励甚多，使我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吸引，所以当他要求和我结婚时，我就同意了。
　　
　　我完全明白，如果我家里知道我同意嫁给他，他们会强烈反对。出于宗教信仰，他们决不会赞同我嫁给一个离了婚的人。因为孙博士与前夫人已离婚，她是受过旧道德熏陶的女人，不喜欢动荡不定的生活，她希望在中国太太平平地过日子。她不愿意跟随孙博士背井离乡过生活，却按照中国的习俗劝他娶第二个妻子。孙博士不同意，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改造，改造国人的家庭生活，于是他们离了婚。他们一致认为各自独立生活，离婚是唯一的办法。
　　
　　我明白我父母决不会答应我的婚事，所以我接受了不经他们同意而结婚的意见。这样，我在孙博士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及其女儿的陪伴下一起乘船去日本，1915年10月25日我与孙博士在日本的一个朋友家中结婚。（《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页）
　　
　　关于这婚事，孙中山本人也有个说法。他在《致康德黎夫人函》（1918年10月17日）中说:
　　
　　从你们最近的来信，我发觉你们还没有获悉三年前我在东京第二次结婚的消息。我的妻子在一所美国大学受过教育，是我最早的一位同事和朋友的女儿。我现在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一位伴侣兼助手。
　　
　　我的前妻不喜欢外出，因而在我的日子里她从未有在国外陪伴过我。她需要和她的老母亲定居在一起，并老是劝说我按照旧风俗另娶一个妻子。但我所爱的女子是一个现代的女性，她不可能容忍这样的地位，而我自己又离不开她。这样一来，除了同我的前妻协商离婚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2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看了这两位当事人的自我陈述，大约可以认为盖利从孔祥熙那里得到的信息是合乎事实的。他们结婚之后二十多天，1915年11月18日，写信给她的朋友阿莉，说:
　　
　　近日我非常心不在焉，我都怀疑我给你的信发出了没有。为了保险起见，我再匆匆数笔，告诉你我很担心、很幸福也很高兴我勇敢地克服了我的惧怕和疑虑而决定结婚了。当然我感到安定下来感受到家的气氛。我帮助我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我要为他答复书信，负责所有的电报并将它们译成中文。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
　　
　　你在蒙特里特（北卡罗来纳）见到我时，你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变成一个热情的小革命者。你想到了吗?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渊博，每当他的脑子暂时从工作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学问。我们更像老师和学生。我对他的感情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书信集》上册，第11页）
　　
　　1917年2月22日又写信给她，说:
　　
　　你知道我丈夫一直是中国改革家，也是我们民国的创始人。你记得吗?在蒙特里特时我们去听卡梅伦先生所做的关于中国的图解讲课，他给我们看了一张孙逸仙博士的照片。当时我没有想象过我们两人之间会有超过朋友的关系。但这是命运。
　　
　　他比我年长许多，知道如何使我成为一个英雄崇拜者，虽然我们已经结婚将近一年半，但我对他崇敬之心依旧。像以往一样，我是他忠实的崇拜者。（同上书，第19页）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1958年出版的《复始之旅》一书中，也记下了关于这件婚事的一些情节，据称还是本人对他讲述的。斯诺是这样写的:
　　
　　“你能确切地告诉我，你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吗?”我在结识她数年之后问她。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她慢条斯理地说，“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他当时在东京，我从威斯莱学院回家的途中，曾去看望他，并主动提出要帮助他。不久，他捎信到上海给我，说他需要我去日本。我父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想把我锁在屋里。我从窗户里爬了出来，在女佣的帮助下逃了出来。”
　　
　　在当时的中国，这对一个名门闺秀来说是一个大胆的举动，不仅违背了孝道，也违背了基本的家教和国法。孙博士本人意识到，不明确的关系会被人曲解，就做好了结婚的一切准备。“在我到达东京之前，”她说，“我不知道他离过婚，也不知道他打算和我结婚。他向我解释说，要不这样办，他担心人们会把我说成是他的情妇，而流言蜚语将对革命有害。我同意了，而且从未后悔过。”
　　
　　在她抵达的第二天，他们就悄悄地结了婚。她刚满二十岁（朱按:是二十二岁），而他大约已有四十八岁（朱按:是四十九岁），后来还活了十年。第二天，她成了他的私人秘书，开始学习密码，不久之后就为他译各种密件了。
　　
　　孙中山有意把与前妻离婚的事弄得含含糊糊，是为了免遭宋家及其他信奉的家庭的反对，但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的父亲多年来一直支持孙中山。这时，他感到他的爱女被他最好的朋友偷走了。
　　
　　“我父亲到了日本，狠狠地说了他，”她说，“他企图解除婚姻，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征得父母的同意。他失败了，于是就与孙博士绝交，并和我脱离了父女关系!”（《斯诺文集》第一卷，第103-105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看了这本书，就在1959年5月答复斯诺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的信里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这信中说:
　　
　　……对于过去，我们必须不断加以研究，从历史事件中获取经验。在这方面，也许我能够作一些贡献。我已经考虑写一写我的经历。特别是我必须还历史本来面目。因为多年来，我以前做过和想过的事不止一次地被歪曲和错误地解释。不幸的是，我必须把埃德最近写的书也算入其中，因为他在书中好几个地方错误地引述了我的话，使我看上去只是一个改革者，而其实我并不是。我认为埃德是了解真情的，他在书中对我的描述既不诚实也不友好。（《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3页）
　　
　　公众人物的私生活是许多人都很感兴趣的。写的人多，写错的也多。不止一个斯诺。在《书信集》里人们可以看到: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有罗伯特·佩恩写的书（见下册第687-689页），到了七十年代，又有利昂·沙尔曼写的书（见下册第683-684页），这些都很惹生气，她都写信给相关的人指出，这里就不引用了。
　　
　　在她去世前几个月，1980年9月17日写给她的传记作者爱泼斯坦的信中，最后一次谈自己的婚事，比她以前谈的要详细具体一些。现在录在下面，以结束这篇文章:
　　
　　传教士往往保守，不求进步。在那些年里在中国的传教士强烈反对我同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结婚。他们去找我的父母（他们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说明他们的看法并试图劝说他们把我从日本追回来。我在离开上海去东京时，留了一封信，告诉我的父母，我决心已下，我要帮助孙逸仙并同他结婚，因为他在三月份已同他的原来的妻子离异。她是专门从她独自生活的澳门前来的。事实上她非常害怕革命，曾请求他不要再继续从事革命事业了，因为满洲人会杀他们所有的亲属!因此在孙最后一次日本时，她没有跟他在一起。但在1915年3月，她同朱卓文一同到东京来。朱是孙的同乡，一位受信任的革命者。经常在海外陪同孙。她在东京见到了孙，很干脆地同意离婚。她甚至于不愿意写她的名字（!），所以在离婚书上用红印泥按了指印。这个协议离婚书印了好几百份，分发给他们的亲友。他的儿子孙科当时在美国加州柏克莱念书，他也给他寄了一份，还附了一封信。孙科后来又收到他父亲在1915年10月给他写的一封信，告诉他关于我们结婚的事。我听说孙科一直保留着这些信，他的孩子们也都知道并承认这一事实。
　　
　　但我们的政敌却同那些传教士站在一起，责备我们在孙中山还有妻室的时候就结了婚。我的父母还有其他的理由不赞成我同一个比我大二十六岁的男人结婚。因此，在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之后，就搭下一班航轮赶到日本来，试图劝说我离开我的丈夫，跟他们回去。我母亲哭着，身患肝病的父亲劝说着……他甚至跑去请日本政府为他们做主，说我还未成年，是被迫成亲的!当然，日本政府不能干预。
　　
　　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啊，艾培，尽管这已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我仍然觉得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