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置身于农业社会的旧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做教师是最常见的生活出路，几近于职业宿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曾在或大或小的讲台上，度过了或长或短的时光年华，留下了一段与莘莘学子朝夕与共的经历和记忆。鲁迅亦复如此，他一生中曾两度出任专职教师。第一次是1909年9月至1912年2月，相继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堂及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做教师、监学或监督；第二次是1926年9月至1927年6月，先后出任厦门大学教授和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及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除此之外，鲁迅还长期担任兼职教师。1920年8月至1926年上半年，他在北洋政府供职时，便陆续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等多个教育单位，以客座讲师或教授的身份，为学生讲授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1927年10月定居上海至1936年10月在沪逝世的九年里，他虽然决意作自由撰稿人，但仍然不时应邀到若干大中学校去演讲。这期间，他曾两次回京探母，每次的时间尽管只有半月左右，但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学校所做的演讲，竟有十多次。由此可见，教书育人确实是鲁迅付出了时间和心血的一项事业，是他生命实践的重要内容。
一
有一种情况毋庸讳言，这就是：在鲁迅心目中，做教师并不是最理想和最迫切的职业追求。之所以如此，倒不是因为鲁迅对教师这一行当存有什么成见，而是同他由来已久的人生志向多有关联。如众所知，早在留学日本时，鲁迅就确立了这样的认识：要救国人，“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这就是说，依当时的鲁迅看来，要改变国民精神，文艺最便捷，也最有效，因而它比教育更值得重视。正因为如此，当鲁迅在日本尝试进行最初的启蒙活动时，所选择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所流露的职业兴趣，便是筹办杂志，以及在此举失败之后的搞翻译、写文章。至于他回国后立即出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职，则主要是考虑要尽家中长子的义务。用他对乡党朋友许寿裳的话说：“因为起孟（即弟弟周作人——引者注）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
在文艺与教育两者之间，如果说早年的鲁迅是从改造国民精神的功能和效果的意义上更看重文艺，那么，当他做了多年教师，有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之后，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教书和创作实难兼顾。关于这点，在《两地书》里，鲁迅曾向同样熟悉学校生活的许广平，做过不止一次的表露：“中大的薪水比厦大少，这我倒并不在意。所虑的是功课多，听说每周最多可至十二小时，而做文章一定也万不能免……倘再加别的事情，我就又须吃药做文章了。”“我明年的事，自然是教一点书；但我觉得教书和创作，是不能并立的，郭沫若郁达夫之不大有文章发表，其故盖亦由于此。所以我此后的路还当选择，研究而教书呢，还是仍作游民而创作？倘须兼顾，即两皆没有好成绩。”“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的。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倘使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与此同时，在旧统治之下，校园里空气的压抑，人际关系的浑浊，以及某些当权者的庸俗和荒谬，也让鲁迅伤透了脑筋，以致不得不发出愤懑之声：“教界这东西，我实在有点怕了，并不比政界干净。”（《致章廷谦信》）。因为有了这样的体认，鲁迅在定居上海后，“教书的趣味，全没有了，所以对于一切学校的聘请，全部推却。”（《致翟永坤信》）当然，这并不包括热情相邀和盛情难却的校园演讲。
从个人理想和志趣的角度看，教书或许不是鲁迅的最爱，只是他一旦在事实上进入教师的角色，承担起为人师表的责任，却又总能够保持着兢兢业业、满腔热忱的态度，既尽心尽力，又一丝不苟。一切之所以如此，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鲁迅特有的青年观，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对青年的由衷期待和格外看重。鲁迅明言：“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三闲集·序言》）“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无声的中国》）而学校正是青年最为集中且关系着他们精神成长的地方，教书则不啻为他们的未来输血和搭桥。于是，鲁迅将对青年的希望和关爱，化为教书的热情与动力，认认真真，极为负责地做起了教师。关于这点，李霁野在《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一文里，留下过真实而生动的记叙：“初成立的未名社，是设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对面一个公寓里的……先生在北大下课后常常到那里去谈天，偶尔也就遇便吃饭……问到上课觉得有兴趣吗？先生总是谦虚地说，哪配教什么呢，不过很喜欢年轻人，他们也还没有讨厌自己，所以一点钟是还乐于去教的。讨厌？听过先生讲台上谈吐的，谁会忘记那样的喜悦！”这段文字自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鲁迅从事教学的心态，以及他与教育职业的关系。
二
在课堂或演讲台上，鲁迅到底有着怎样的音容笑貌和风神气度？限于那时的社会条件与科技水平，除有极少量的照片可资参考外，几乎没留下任何音像资料。今天，我们要想了解鲁迅当年讲课和演讲的情景，只能通过相关的回忆性文字。然而，恰恰是这些回忆性文字，承载着极为丰富的信息和内容，它最终为我们还原了一个个生气充注的历史现场，使我们感受到了极大的精神享受。这里，我们不妨摘录几段：
鲁迅每周一次的讲课，与其他枯燥沉闷的课堂形成对照，这里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这本是国文系的课程，而坐在课堂里听讲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从外地特地来的。那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有人听了一年课以后，第二年仍继续去听，一点也不觉得重复。
——冯至《笑谈虎尾记犹新》
他的言语，虽然还有点浙江绍兴的语尾，但由于他似乎怕有人误解而缓慢清晰的字音，和在用字方面达到人人能懂程度的词句，使全教室在整个时间中都保持着一种严肃的穆静。如果不是许多铅笔在纸上记录时发出一种似乎千百甲虫在甘草上急急爬行的细响，就让站在门外静听的人也要疑心教室里边只有先生一人在讲演吧？这显然是全教室的学生，都被先生说理的线索吸引的忘了自己了。
——尚钺《怀念鲁迅先生》
他是严峻的，严峻到使人肃然起敬。但瞬间即融化了，如同冰见了太阳一样，是他讲到可笑的时候大家都笑了。有时他并不发笑，这样很快就又讲下去了。到真个令人压抑不住了，从心底内引起共鸣的时候，他也会破颜一笑，那是青年们的欢笑使他忘记了人世的许多哀愁。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讲演会场，还同前次一样，设在“风雨操棚”。不同的是，人太多，门窗都挤破，人流还在涌。不得已，临时搬到操场上来……整个操场挤得满满的，人头攒动，水泄不通，靠北面教室楼窗户里也塞满了。讲题是：《论第三种人》。讲了一段，大意讲完了，人们还不散，只是鼓掌要求再讲下去。
——公木《鲁总司令麾下的列兵》
显然，诸如此类的文字向我们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无论授课抑或演讲，鲁迅都极具吸引力和征服性，都赢得了热烈赞许和普遍认同。而这样一种效果的产生，分明得益于先生多方面的禀赋与优势。如：丰富的学养，敏锐的识见，幽默的性情，从容的表达，以及每每为学生和听众着想的态度等等。
除上述之外，鲁迅能够保证课堂效果和授课质量，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这就是，鲁迅围绕讲课和教学所做的大量的、艰苦的案头准备工作。譬如，为了讲好中国小说史，鲁迅拿出数月时间，专门编写了十多万言的讲义，其直接的工作量已属可观，工作态度亦复可敬；而构成该讲义材料来源与文本支撑的《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书，更是先生历时数年，锐意穷搜，所积渐多的结果，其中所下的辑佚、取舍、校勘、考订功夫，绝非后世的教材编写者可以类比乃至想象。惟其如此，该讲义修订为《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出版后，旋即成为中国小说史研究的不朽经典和重要基石。鲁迅讲授文艺理论，选用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遗稿《苦闷的象征》作教材，这固然增添了课堂的新意，但先生却为此付出了通译全书的辛劳。鲁迅执教厦大时，开讲中国文学史。本来依靠学校旧存的讲义即可上课，但基于提高教学质量的考虑，先生自云：“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致许广平信》）于是，他在图书资料极为匮乏的条件下，克服困难，潜心著述，写成了独具识见、自成一家的《汉文学史纲要》。梳理至此，我们庶几已经领略了鲁迅讲课与演讲艺术的精彩和精华所在。
三
鲁迅全部的文学和社会实践，贯穿着一条中心线索，这就是“立人”，他的教师生涯自不例外。为此，鲁迅在担任教职、从事教学和引导青年时，不仅高度重视授课艺术和课堂效果；而且每每从眼前的校园情景和学子心态出发，联系自己的经验和记忆，展开形而上的思考，进而就整体的教书育人和青年成长，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甚至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实施力所能及的改革。这时的鲁迅，便呈现出属于自己的教育理念。
第一，鲁迅清醒而敏锐地意识到了当时教育体制所存在的种种弊端。 1925年3月18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里明言：“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显然，在鲁迅看来，理想的教育制度应该是“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而现行教育制度的一个很大偏颇，就是反映在学生身上的对共性的过于强调和对个性的极大漠视，这无疑不利于青年一代的成长与发展。如果说鲁迅这段话还只是温和地揭示了世界范围内学校教育的普遍缺失，那么，他在《论“赴难”和“逃难”》一文里，则严厉抨击了当时中国教育特有的误区和隐患：“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这样的教育制度，必然会在学生中产生不良后果，而鲁迅笔下的某些校园见闻，恰恰有意或无意地触及到了这一点：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