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祸国殃民的“”席卷神州大地,“革命”矛头很快便指向主席、的第二把手。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革命家,数月间竟成了“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成为要的头号对象。
为了置于“永世不得翻身”的死地,、康生等得知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时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便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指派人用各种卑劣手段制造假证,最终给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弥天大“帽”。堂堂被残酷批斗,非法监禁,折磨至死,真可说是的第一大冤案。
奉天即今日的辽宁地域。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的“证据”,是八个所谓“知情人”的“供词”。“”结束后,派人到辽宁调查,弄清了历史真相,推倒了所有假证,的沉冤终于得到昭雪。但等人当年是怎么策划的,那些伪证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其详细情节还鲜为人知。
弭尚义、杨大勇在《百年潮》1998年第6期中对此进行了披露,下文是从中摘录的部分内容。让人们永远勿忘这一触目惊心的历史教训。
肩负特殊任务的人
七月流火。1967年7月,辽沈大地武斗正炽,社会一片混乱与恐怖。某日,一架从北京来的飞机在沈阳机场降落,机舱里坐着三个面容冷峻的军人,其中一位是驻辽宁某部的军政委,而他的任务却只是奉命陪同两名比他军职低的人安全抵沈。此举足以说明这是两个有特殊使命的人。
是的。他们是奉之命来沈阳的。此时的北京城里正在“炮打司令部”,一手操纵戚本禹组织内的“派”对、王光美批斗、抄家;一手又策划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此时,“小组”的专案组得到辽宁“”组织的报告,说1929年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是否也应查一查。戚本禹连忙于7月28日写报告给:“建议迅速派专人赴沈阳组织三百(三人一组,分一百组共同作业),查找敌伪档案,把刘的‘自白书’找到后,即可在适当时机公布。”见报如获至宝,当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同志去沈阳,照你的意见办。”同一天,五○四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等二人就在某军政委陪同下飞临沈阳。
这位炮兵出身的军人专程来沈搜集“重型炮弹”了。
带血的证词
就在巫中等人抵沈的当天,一个具有相当级别的7人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下设15人的彻查办公室成立了。在整整50天的时间里,彻查办发动东北三省,查了1929年前后的245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同志所谓“叛变”的任何证据,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书”纯属子虚乌有。
面对这种状况,一伙岂肯善罢甘休?从历史档案中找不到的东西,他们要从活人口中挖出来。于是,彻查办把1929年前后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时期奉天军警宪特的名单,以及奉天纱厂职工的花名册印发全东北,从市到县直至城市街道、农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彻查机构,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要求“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查到坟头”。
在专案组巫中指挥下,按照他们在北京虚构的叛变情节,彻查办成立了若干彻查小组,进一步沿着“奉天纱厂——警察局————长官公署”这样一条线,查找1929年前后在其中任职的人员,不管是否了解情况,只要活着又任过职务的就列为重点知情人。有些甚至已经是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为证人搜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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