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清朝定鼎中国以后，出现了为一些史家称道的“康雍乾盛世”(1662-1795)，三位“大帝”风光至今，不断有人津津乐道那一段往日辉煌。“大帝”们的真假事迹也被小说家和影视作者炒得沸沸扬扬，好不热闹。但乾隆之后仅隔45年，即从1840年开始，先后两场鸦片战争，竟把按说正值壮年的大清帝国搅得天翻地覆，一蹶不振，从此开始了当时已近四亿之众的偌大帝国的衰亡过程，真个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整个中国，也正是以鸦片之役划线，掀开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盛世”礼赞余音未绝，“”的帽子就落在了这个有着骄人历史的大国头上。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戏剧性的大起大落？盛衰荣辱之间何以衔接得这样紧凑？而最启人疑窦发人深思的是，举世早已公认，直到18、19世纪交替之际，即乾隆末嘉庆初，中国在总体经济实力上还是全球第一。为什么仅仅时隔几十年，就骤然弱不禁风，以至打不过远涉重洋而来的几千名外国水兵？在这场中西首战中，世界第一的经济实力为何没有起到作用？那么，又是什么起了决定作用？
于是进一步问题便是，“康雍乾盛世”究竟是怎样一个“盛世”？“盛世”外壳里头又潜伏了什么致命之癌？为我们整个民族又留下了什么殷鉴？
迄今对此所作的评析，见解很不同。看来恐怕不能只对这一“盛世”作孤立的单一维度的观察，而是要结合当时中国内部和外部条件，作多维度的观察。比如说，不仅要从中国历史作纵向的比较和观察，还要把中国放到当时世界坐标系即全球大背景下作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比较和观察；不仅要从国家的疆域、财富积累变化状况，还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状况作广泛联系地比较和观察。
“奉天承运”定鼎中原，其兴也勃焉
单就有清一代来说，康雍乾三朝确是其鼎盛时期。首先是战绩显赫，逐步消灭汉族军和几个南明小朝廷，平定吴三桂等“三藩之乱”，收复郑成功后裔海商集团所据的台湾；同时又通过“改土归流”，即对一些少数民族安抚与相结合的政策，使有效控制的版图在明朝基础上有所扩大，初步建立了比现今疆域还大的统一国家。从经济建设来说，清朝初期，确实也在中华民族长期积累发展的经济基础上，使生产力得到了新提高。在康雍乾三代以后，无论是国家整体还是国民平均GDP，都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高(这在世界级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新著《世界经济千年史》，和许涤新、吴承明主编2003年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新书中都有详尽的历史数据和考证论述)。以这些成就，不仅在清代，即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确实也够得上屈指可数。
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一改明末时不断闯入关内却只为席卷财富以供享乐、抢掠子女以充奴隶的狩猎游牧民族旧习，而是开始意识到要励精图治，准备坐稳天下。因此，除仍旧力图维持包括满人服饰和剃发留辫等“祖宗旧制”之外，还通过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等汉族士大夫，努力学习远比满族文明优越的汉族文明，而以汉儒经典特别是明朝治国的现成的典章制度为主。事实上，不止康雍乾三朝，从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三帝开始，就已刻意效仿中国历朝的，杂糅以满族奴隶制度的传统“特色”，例如八旗兵制、耕战并举的庄园制等等。从康熙朝开始，为了保持骄人的骑射技能，在热河建山庄和围场，定期举行“木兰秋”，对八旗将兵进行声势浩大的练武检阅。那架势，明显是要认认真真地开创一个以少制多的强大王朝，即以不足百万的满族人，统治人口比本民族多几百倍的中原民族的爱新觉罗王朝万代基业。
中国历代新朝建立，总要在国号帝号前加上“奉天承运……”等一串字眼，以表示上承天运下符民心。李自成农民军进北京，也自称“奉天承运……”。但清朝建国时，说是上承天运，赶上个良好历史时机，却是不假的。
首先，明朝后期几个皇帝昏庸腐朽，糜费无度，民怨蓄积已久，国家危机严重，到崇祯时，已是徒有中兴之心，而无回天之力。不断的农民和武装海商集团(这是一股更大的新势力)的夹攻，已注定了旧王朝大厦将倾。而由于战祸频连，人心思定，乱极待治，这是清初可能出现盛世的绝好条件。另外一个重要历史条件就是，积中国几千年发展尤其是唐以后各朝发展的经济基础，出现了虽历经封建主义压抑而仍旧挣扎破土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中外学术界公正指出的当时中国已占到全球财富总量1/3的经济实力。而这就意味着，当时中国的生产力要求着一个利于它发展的空间。由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便有了反映这一萌芽发展要求的思想，这就是明末出现的有点类似西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意味的新思潮。其中，以黄宗羲等人针对明朝重农抑商的“本末”政策提出的“工商皆本”主张，和削弱君权尊重“天下”权利的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主张，最具时代代表性。
三个半世纪前以结社形式(如东林书院、复社等)成群出现的明末思想者中，黄宗羲的思想体系或许是最完整先进的。清华大学教授首先提出并被我国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所谓“黄宗羲定律”，应是世界上较早认识到农业社会发展极限的理论之一。不久前，总理曾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如何摆脱“黄宗羲定律”怪圈这一思考题。我国农业经济历史悠久而发达，社会却终于不免落后，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及早走出以农为本的政策园囿，反而因朱元璋出于的需要而更加强化了农本商末政策。
所以，重新认识黄宗羲的思想，就不仅是思考怎样走出农税减了又增循环不已而农民总是不能脱贫的“积累莫返之害”怪圈问题，而是要把他“工商皆本”思想、大量减少胥吏(中下层官员)，和削弱集权于一人的君权制度，建立民间权力制约机制等主张，联系起来作全面理解。胥吏过多必然加重农民负担，这是“积累莫返之害”根源之一。但大量胥吏虽是国家的脓疮，却又是加强皇权的需要。因此削弱君权就成了黄宗羲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中心。
而只有发展工商业，作为税收主要来源，才能从根本上减免农民税赋，并使更多的农民变成工商业劳动后备军，减少农业人口，逐步走出农业社会多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怪圈，进入更高发展层次。明末清初这种反映历史要求的思潮的出现，如果被权力中心认识和接受，就可转化为真正盛世契机。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指出作为一个关键性过渡时期：“18世纪是商业的世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2页)》；而恩格斯用这样一段话来划分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74页)
事实上，从明朝中叶起，尽管抑商仍是国策，但民间商业仍发展很快。运河边上的盛泽由万把人的市镇，只因商人集这里做丝绸买卖，不到百年成了十几万人的“绸都”，就是农业社会后期也即其高峰期商品生产活力必然会迸发的生动例子，就是恩格斯所讲的“文明时代”的风雷已在天边乍隐乍现的鲜明现象。
此外，崇祯时吸取前朝敢言之士激起苏州民变的教训，特别为大胆议政而遭流血的东林书院一案平反昭雪，并允许比东林更为激进的复社存在，举行上千人的集会活动，使明末民间结社议政公开臧否官吏的风尚达到我国历史之最。崇祯也大胆起用了参加文社的一些人士如徐光启、史可法等。几个南明小朝廷更是大量起用包括张煌言、黄宗羲、瞿式耜等复社精英，并联合曾被称为“海盗”、“富甲东南”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海商集团，共同抗清。这些，固然有明末(包括南明)病急乱投医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其时一切已不决定于临近存亡关头的末代帝王主观动机，而是客观大势使然，是以崇拜集权的朱王朝统治力量彻底式微，而商业发展、商人利益冲击着不合时宜的“重本抑末”国策，中国式启蒙思想氤氲发作的时代大背景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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