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福楼
国内外讲中国教育，普遍归结在：这个教育模型的特征为考试主导，其教学行为表现充分体现了考试中得利的目的。换句话说，教与学都是指向考试的，这是其价值的取向。
在一次论坛上，各位老师把话题聚焦在“师生互动”，以为当前课堂形式化的互动多，而学生内在的思维活跃和学习的主动性都还显得不足。即使课堂呈现一派踊跃回答问题的气氛，也不代表学生被动学习的行为方式已经发生改变。
虚假“互动”，教学特别期待出现课堂“踊跃”作答的样貌，这说明了什么？或者说，这样的教学追求和表象，其背后的价值取向是什么？甚至，在课堂上，老师总是以“你们要参与，要配合，要积极回答问题”作为劝说，如此行为引导的目的何在？
当下，学术界颇有人在批判课堂的虚假互动和伪装活跃，以为这是语文教学“失真”的表现，即距离自然的，合理的，符合学生需要和学习规律的那个“本真”的语文，变得遥远了。所以，语文报刊社王旭明社长倡导“真语文”，希望语文变得朴素一点，去掉打着改革旗号，为求新而新制造出的泡沫。
现实语文教学中，“互动”较多是外在的形式化的“动起来”，回答问题更多了；可是触动思维活跃的互动，有平等对话价值，思维活跃产生的有效学习成果还不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还有必要深入一步思考。考试中得利的思想，也体现在了课堂教学行为。我们在当前教育语境里，特有的思想意识，决定了教学行为选择。在考试与课堂两个“场”，存在着行为模型的高度仿真。考试面对试卷中的试题，学生的行为是答题。所以，这个行为模型是“提问——答题”。而在课堂上，教师也在提出问题，要求学生回答问题。因此行为模型也是“提问——回答”。两者的对应性，反映出一种思维逻辑：我们以为，只有课堂上善于处理问答，才能发展出适应考试的问题回答能力。即试卷上的做题能力和课堂上的应答能力是一致的。
专注于课堂的应答时，我们强调几点:一是，提问，类似出题，所以都是小题，简答，老师问学生答。这是一个被动行为。二是，以为这个能力是可以迁移的，所以努力兼顾全员参与，多频次参与。所以，问答在现代课堂里，大量出现。三是，把问答作为了驱动学习的主要方式。教学的引导主要依靠提问来进行。
在这个行为模型里，教师的主导权在“提问”上，每一个问题都是教师假定的，默认存在一个标准答案，那是老师知道的。也就是说，老师是明知故问。学生在这个语境里，存在较为复杂的心理活动，以教师的问，意图在暴露出学生思维的滞障，以便于引导，即老师其实渴望学生出现应该出现的问题，可是在学生则并不希望曝光问题。两者是有心理位差的。若有学生可以答对，便存在两种心理活动：一者以为答对是显摆，所以要做出冷漠态度，不答；一者以为答对才能获得优越感，所以踊跃。自然，以为所答不能确定对错的，大多犹疑不答。由此看，课堂上的问题，在教师和学生的心理期待上，是不完全一致的。出现问答的滞缓、冷场，一些学生不呼应，我以为这才是常态。
从破格思维出发，我们反思这个问题：课堂上的互动一定表现为“问答”的呼应吗？这种问答一定可以转化为考试中的答题准确率吗？
我想对这个问题的作答就要慎重了。似乎，我们恐怕还在猜疑中，课堂问答，无法普及到每一个人，对于个体学生训练的频次和效率都不高，由此希望产生考试答题的能力转化，不完全可信。此外，琐碎问题的铺天盖地而来，让思维呈现碎片化特征，知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包括审美建构被容易被破坏。对此，学术界也有批评，以为阅读教学中，解构式的教学存在副作用。
由此看，追求真实的教与学的互动，也应该在“问答”模式之外，另寻出路。以我们可见的实践看，有这方面的经验积累。举几个例子。
其一，突破“教师问，学生答”这个问答模式，试图构建“学生问，学生答”，这样的以学生质疑为前提的学习机制。
在教师方面有意识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引燃思维的火花。自然还是需要讲究一点技巧的。如宁鸿彬老师在教学中善于制造“争鸣”，在课堂上常常有学生在正反两方面发生争论。他有意识培植学生对所谓标准化答案的质疑精神。在有争鸣的课堂，学生的思维无疑是活跃的。
其二，任务驱动是问题驱动之外的另外一种课堂构建方式。这在目前也有实践。例如很多学校尝试学案导学，即用学习任务来引领学生学习，在学生自学基础上，进行讨论。这种任务驱动，把问题转为“练习”或者“活动”，给出自学时间，有意识把课堂时空分割出一些给学生，以培植他们自主学习精神。
其三，以成果展示，来联通课内外学习，充分利用课堂集体学习的优势，构建一个新型的课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杜郎口教学模式，他们是把课堂腾空，完全留给学生，把学习成果汇报、分享作为课堂行为的主体。自然其自学行为已经前置了，或者在课外，或者在自学课堂。
每当一种教学改革的思维方法应用出现问题的时候，用反思的方法，另外寻找出路，自然就能产生一些积极经验。我还是为这些改革举措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