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这个本来中性的词语，随着国共斗争一步步沦落为贬义词。特务最终在人们心目中定格为——惨白的底光打在脸上的反面角色。
“特务”是个舶来词汇，由日本传入，一开始它是中性词，无褒贬之分。最初，这个词只是“特殊任务”的意思，如上世纪中国军队中担任警戒护卫任务的精锐部队通常成为“特务连”、“特务团”。“红色娘子军”的正式番号，便是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2师女子军特务连。
但在长期的国共斗争史中，特务逐渐演变成了反角，他们擅长阴谋诡计，暗杀投毒无所不能，对、民主进步人士凶残狠毒。
托民国谍战题材影视剧长盛不衰的福，“军统”、“中统”两个已是尽人皆知。屏幕上的故事足够热闹，也足够虚幻，但大都只将特务最“无法无天”的一面无限放大，却永远不会告诉你前因后果、个中现实。
最初的“特务”就是一群帮会流氓。
在北伐乃至定鼎南京初期，“特务”还没有实体，秘密活动要依靠。只要对上暗语、切口，便能在人员分布上至军政大员、下及贩夫走卒的帮会体系中打开一扇大门，刺探幕后的真相，动员隐蔽的力量。
1927年，发动的“四·一二”，便是运用帮会的著名案例。当时，上海方面由控制的工会力量强大，并拥有武装工人纠察队数千之众，自然不肯引颈待戮。国共双方在城中交火，又难免玉石俱焚。
的策略是避开正面对抗，由其特务处长、青帮“悟”字辈弟子杨虎，联络沪上青帮大佬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为其效劳。4月12日当天，三人派出麾下小弟伪装成工会会员，戴着工字袖标成群结伙地冲击工人纠察队驻地，肆无忌惮烧、开枪伤人。接着军队便以调解为名，将双方全部缴械，并将事件宣布为工人械斗。事前一天，更是由杜月笙亲自下贴，以碰面商谈要事的名义，将工人纠察队领导汪寿华请到家中，乱拳打昏之后塞进麻袋活埋，造成工人纠察队群龙无首、束手就擒。
此时，实体的“特务”工作都要由帮会代劳，名词上的“特务”更谈不上褒贬。“四·一二”后，紧急成立的决策机构叫做“上海特务委员会”——也有特务。
军统和中统都是苏联人的。
日本军队的情报机构以“特务机关”为官方称呼，在的背景下，“特务”自然而然迅速贬义化。在此背景下，国共两党的情报机构也改以“隐蔽战线”、“地下工作者”自诩，将“特务”变成了称呼对方的专有名词。
其实，国共两党的情报机构师出同门，都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苏联为培训人员，组建“特科”执行秘密工作；则通过叛徒编写教材、担任教员，学习苏联的秘密工作方法。
中统头子承认：“的地下组织，封闭得很严密，在我担任这个工作最初一年之间，从各方面摸索，始终找不到门径。忽然来了一个机会，使我能从此敲开了地下组织的大门。”
这个机会就是事件。1931年4月24日中午，叛变的武汉市委书记尤崇新，在江汉关轮渡码头附近，指认了一条大鱼——中央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
后面的故事已经有过很多书籍报刊介绍，此处不再赘述，因潜伏特务的情报，调查科在随后的大搜捕中没有抓到一个高级干部。
并未因此失去价值，他又通过指认、街头搜捕等方式抓住了、中央局委员，以及中央向忠发。
的叛变是国共秘密战争中，第一次大胜，的特务机关也虚心求教，让办训练班，培养国方特务。殚精竭虑，利用他在苏联所学以及实际运用中的经验，编写了一系列讲义集结成《特务丛书》，后又写了《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际》、《中国的特务工作》等书，成为了国方秘密战的。他也为国方特务机关培养出了大批特务。
不仅中统，连军统首脑戴笠都将借来教授技术、培训学员，并刻意加以笼络。当发现有彻底脱离中统加入军统的迹象后，立即找借口将其枪杀。
曾经破获苏联红军情报组织。
与中统相比，同时期的军统更像一伙笨拙的打手，虽然也吸收了一批叛徒、破坏了一些地下组织，却始终未能取得像样的“成绩”。暗杀史量才、杨杏佛等行动闹得满城风雨，即使在内部，得到的也多是负面评价。在中统抓捕4年之后，军统终于干了一票大案。
故事与事件如出一辙，同样是武汉，只是主角变成了军统：地下党员关兆南招供了一批地下党员，其中有一人的身份十分特殊：他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上海站负责人的交通员。
这位上海站负责人化名约瑟夫·华尔登，是立陶宛籍的苏联红军上校，于1933年接替前往日本的著名间谍佐尔格负责上海站业务。在的支持下，华尔登将其情报网络扩充100余人，遍布中国各大城市，连山西省主席的儿子、天津市市长张学铭(胞弟)的秘书都是其下线情报员。
由于交通员的出卖，华尔登于1935年5月5日在法租界福煦路被军统特务和租界警察逮捕，并被迅速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接受审讯。华尔登展现出极高的情报职业素养，对自己的国籍、姓名、家庭情况及一切与案件相关的情况的询问都报之以沉默，让军统人员无可奈何。沪上报界因此称之为“怪西人”案。
但是，外围交通员的叛变仍然给华尔登的情报系统以毁灭性的打击，他的下线情报员袁殊等人先后叛变，驻上海、北平等处的情报人员纷纷逃回苏联。
此时，正在进行准备，与苏联的秘密外交也在积极开展。因此，逮捕苏联特工的消息没有被进一步宣扬。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尔登被释放返回苏联。相传，释放华尔登是苏联答应回国的条件之一。
军警宪特在各个领域的扩张。
在与的斗争中，特务无奈地发现，对他们制约最大的，竟然是的司法体系。中统高级特务张国栋回忆，“特务对于革命人士的逮捕，一般都采取秘密的方式进行，本来是用不着公开审讯的，但有时又不能不由进行公开的处理。”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便超过了的控制，常常使到手的“鸭子”飞了。尤其是一些好不容易抓住把柄逮捕的“有声望有地位的进步人士”，在法庭上被判无罪，因为新闻媒体的关注而不敢再度下手。
这种情况下，的开始各尽所能，向其他领域扩张势力。于是，中统向司法界进行钻营，自我定位为“模仿美国总检察长与联邦调查局的配合”，派出特务进入法官训练所受训，毕业后出任各级检察官(根据民国司法体制，检察署设于本级内，但独立办理业务)，尤其是专门针对进步人士、党员的特种刑事法庭检察官。又通过掌握内政部关押被判刑人员的机构“反省院”的人事任免权，将这个机构抓在了自己手里。虽然特务还不能染指司法审判，却采取控诉、执行两头堵的方式最大程度确保“工作成果”。
军统则染指警察这一国家暴力工具，以夺取浙江警察学校的控制权为开端，培训干部进入各地担任局长、长、侦缉大队长等重要职务，为军统特务在各地的逮捕、暗杀工作提供合法身份。爆发后，迁都重庆，立即以军统人员渗透进原属四川军阀刘湘管辖的地方警察系统。重庆市局长唐毅主动向戴笠输诚，曾在上海活跃的军统特务沈醉便被调任重庆市侦缉大队大队长。
通过学习苏联经验，特务机关无意中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最有效率的工具，得到的分外重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军统以其人员、资源的优势，承担了许多正面作战之外的秘密任务，包括刺杀汪精卫等首脑、组织“忠义救国军”开展敌后游击战、对日本电讯密码实施破译、防止管制物资走私乃至与美国、英国、苏联开展情报合作。
潜伏与暗杀并不如影视剧中精彩。
潜伏是一件漫长、低效却困难重重的工作。尤其是面对严密的党组织，特务更显得无可奈何。在上海、武汉等城市，他们还曾通过派遣特务佯装进步人士，打入外围机关，或未发现的叛徒主动联系地下组织的短期方式实施潜伏。中央向江西苏区转移之后，这类事情便再无成效。
抗日战争期间，国方特务曾经训练青年以进步的名义前往延安，试图建立潜伏组织甚至谍报电台，但多番尝试都是血本无归。军统的“汉中特训班”算是最成功的，学员曾经打入边区部分组织，但在保卫机构的严密审查下纷纷曝光被捕。据日后发现的国方档案，仍有部分潜伏特务进入了休眠状态，是否传出过有价值的情报已不得而知。
相比之下，特务的暗杀活动尤其是对汪官员的制裁，显得更加成功一些。军统在这方面更有得天独厚的的优势，早在1933年长城的时候，就在北平六国饭店刺杀了有投日行为的下野军阀张敬尧。爆发之后，军统河内刺杀汪精卫虽然失败，但此后坚持不懈，先后干掉伪军政部长周凤歧、伪外交部长陈箓、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等人。
除了刺汪之外，大部分暗杀是通过收买身边的厨师、警卫、仆人来实施。1939年12月，军统掌握了汪伪特务头子喜欢齐聚上海百乐门舞厅跳舞的行动规律，通过收买舞厅侍应生领班、特务头子身边警卫，在一个月之内接连杀掉了汪伪特工总部厅长何天风、处长陈明楚、潘达、钱人龙等人，使汪伪人人自危。
中统在这方面的斩获不多，最著名的是一起失败的行动——沪上名媛郑苹如诱杀汪伪特工总部“76号”首脑丁默邨，此事成了张爱玲小说及李安电影《色·戒》的原型。
特务不会消亡，只会慢慢变化。
除了军统、中统之外，中还存在宪兵的“特高科”、陈诚的“调查系”等其他，所谓“军警宪特”就是所有的特务机关总称。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准备由“训政”阶段进入“”阶段，召集国民大会通过宪法、选举总统。这种情况下，规模庞大的特务组织显得不合时宜、尾大不掉。于是，“中统”被改组为“中央党部党员通讯局”，之后又变化为“内政部调查局”，规模更加庞大的军统在戴笠因空难离世后也被肢解，主体变为“”，警察、武装部分各自独立，不再像之前那般联系紧密。
有的时候，脏活也不全是军统、中统所为，1945年的云南昆明“一二·一”惨案，在西南联大校园内造成4人死亡、29人负伤，背后主其事者是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和代理省主席。1946年六七月间，西南联大教授李公朴、接连遇刺，则是继任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的“杰作”，这件事连军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当时军统首脑毛人凤还以为是中统制造的事端，了解情况之后大骂霍揆彰是“替(蒋)主席帮倒忙”。
关麟征、霍揆彰因此先后丢掉了总司令的位置。但是社会舆论对此类事件并不松口，常抓住被处决的凶手是否被掉包等事件猛追不放。
1947年6月，武汉市军警宪特人员联合搜查武汉大学，搜捕组织反饥饿、反内战、反的地下党员，与冲突中开了枪，造成3人死亡。追究责任，不仅武汉警备司令彭善等一批官员被撤职，被指与开枪直接相关的中统特务胡孝扬甚至畏罪投江。当然，认为胡孝扬是伪造以逃避罪责的说法，也有一定的市场。
随着在大陆的失败，特务进入了另一种角色。多少个寒冷的夜晚，大批民兵和群众举着火把“抓空投特务”成了很多共和国同龄人难以磨灭的回忆。“特务”也最终定格为电影中狡诈、凶残，通常被打上惨白的底光示人的反面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