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原创】陈忠实：陕西当代文学

“我知道大家笑我说陕西话，我只会说陕西话。我到北京上海都说陕西话！贾平凹有一句名言说‘普通人讲普通话，伟人都讲家乡话’，、周恩来、都讲家乡话，我是一个只讲家乡话的普通人”。                                                                                                             ——陈忠实的开场白  陕西现在是一个文学重镇，已经形成陕西当代作家群体，对中国文坛影响深远。新时期初能够进入现代文学的人不多，只有少数像郑伯奇等，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慢慢地形成了思想和艺术独立标志的作品。柳青在刚解放时出版了两部长篇，杜鹏程在延安时是随军记者，随从西安打到新疆，一放下行装就写小说。专写农村题材的王汶石，被称为“中国的普列汉诺夫”；王宗元写出了《昆仑山上的一棵草》；大诗人有胡征，他是随小平的二野进入共和国的；魏纲炎50—60年代的散文成为文坛独树一帜的一景。散文方面，有李冰等人。李冰从延安走进西安，和平建设时期进入大沙漠，一生在写石油。文学理论方面，有李采，他的《从生活到艺术》，历史性的提出了作家如何进行创作，在60年代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一个省，能形成“文学重镇”的规模，可以说，这些作家既有个性又有共性。  陕西作家的作品主要题材有两大类：战争题材和农村题材。以战争题材为背景的这一大板块，是因为相当多的作家曾投入到战争之中，他们的人生经历伴随着战争，见证着共和国的成立。人生经历、经验最重要的都在这一点，这就构成了战争文学这一大板块。关于战争的作品有柳青的《铜墙铁壁》，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农村题材，主要反映农村变革等。还有，夹在二者之间的是知青、乡村题材，但是不能与以上二者相比。 某个作家在某个领域的成就若没有人能够超越他的高度，那么后来的人，人们就漠视他。文学界如此，人类生存也如此。在战争题材领域，杜鹏程给后人的挑战直到十余年后《红日》的出版，但我们还是难定两者的高下。贾平凹的《浮躁》是最早写农村变革、农村生活景象的长篇，而柳青的《创业史》则成了农村题材的高峰。柳青发表《创业史》时我正上初三，正喜欢文学，和现在的贫穷学生的状况差不多，每周只能吃开水泡馍，家里每周只能最多给我两毛钱，我也要把钱省下来买《延河》看连载的《创业史》。其实，最早的农村题材的是《迎春花》，再后来就是秦兆阳作品，还有赵树理的《三里湾》，浩然的《艳阳天》，但至今不被读者和评论界忘记的就剩《创业史》了。从一定层面上说，它已经到了艺术上的高峰。我认为《创业史》对今天作家仍有很大的启发，五、六十年代文坛的阶级斗争不仅在社会领域日愈激烈，文化领域也一样。我至今记得一篇叫做《批判中间人物》的文章，被后来发展为“三突出”，邵荃麟提出的“中间人物论”受到大力批判。样板戏中，李玉和单身一人，最为著名的《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没有阿庆，简单说了一句阿庆跑生意去了，隐蔽了人物。至此文学到了绝境，但是柳青转变了这种局面。柳青展望50年代农村的生活图景，描绘了刚解放时农村的社会形态，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心理形态和精神状态。从作品中，不仅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怎样行，而且还能看到农民的精神心理状态。面对合作化，农民的心理形态平衡被打乱了，他们心里如何失去平衡，如何去解决的这一过程在作品中还原了，这正是柳青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 新时期的作家，中国每年有1000多部长篇小说问世，创造了新的世界第一，但像《创业史》中创造出来的人物形象相比则无人能比。从76年粉碎“”起，陕西出现一批人数、作品繁多的作家群体，有宝鸡的蒋金彦，礼泉的邹志安，汉中的王蓬，陕北的路遥……八十年代出现的杨争光、高建群、子页等，这些景象我至今仍历历在目。70年代末，中国作协首次搞文学评奖，中长篇没有搞，先搞短篇。全国共入选20篇，整个文坛为之瞩目，其中陕西就占了两篇，有贾平凹的《满月儿》何莫伸的《窗中》。这是除北京之外唯一有两个作家获奖的省份，至此陕西作家群在文坛神话般地崛起了。莫伸是宝鸡铁路段搬运工，他的文章上了《人民文学》的头条，让复兴的文坛为之震惊。当时文坛一片荒漠，很多作家出现都是如此。后来的短篇小说评奖十届中陕西十人十篇入选，中篇评奖三届两位作家三篇入选，其中，有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贾平凹的《腊月正月》，茅盾文学奖有被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所摘得。 关于“陕西作家群”这一概念，是中国作协80年代提出的。当时研究中国文坛形态，南北形成湖南、陕西两大文学基地，作协提倡南北交流经验，严刚就曾提出“陕西作家群”这一概念。但是憾的是未能完成陕西、湖南两地的交流，因为6月份正是夏收农忙之时，有许多作家的老婆吃生产队的粮，作家得回家帮助家人收割小麦。到了90年代初，出现了“陕军东征”这一提法。别人这么讲，但我始终不承认。每次活动我都强调，陕西作家自己不能这么讲，我认为这多少有点秦始皇征服六国的意思。在文坛上，陕西作家群体一次次实现了艺术上的突破，但也有人因许多原因离开，其中就包括路遥的英年早逝。《人生》对于路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都是一个创作高峰。一个作家要完成突破才能有所发展，这里的突破包括两点：一是纯属作家的创作突破，二是作家完成自己艺术突破的同时，完成时代的突破，这就了不起了。1982年拨乱反正后，中国社会有了新的思维和进步，要树立新观念。文学上也面临着同样的任务，尤其是我们自己有倾向性的理念，年老的同志剥离老观念则特别难，以前作品中人物好坏分明、浅层次、脸谱化的人物形象已经不适合时代的发展，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人生》给我震撼的是高加林到1982年还是个陌生的人物形象，以前没有，是社会不允许，后来文学家、评论家给了高度评价。我最看重的是一个人物在人们心中的呼应，这是一个作家一生中最高的艺术境界，到现在我都弄不出《人生》来，至今我仍十分羡慕老同学的作品在农村广播时男女老幼都听，讨论高加林和巧珍的命运。路遥通过作品使社会交流更广泛，这是路遥一生中最高成就。然而，最坚实的基础还是读者，《人生》不仅属于路遥，而且属于中国作家群，同时也属于社会上各阶层的广大读者。人们今天仍记着他，他已经拓展到了广阔的层面。刚进入新世纪，一项中国大学生中的调查发现，读者评价为最高的书的排名中，《平凡的世界》位居榜首。然而此时，已是《平凡的世界》出版十年以后了。40岁以下的陕西青年作家人数很多，写作量也很大，路遥，贾平凹二三十岁便登上文坛。自古英雄出少年，大器晚成，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等到年老，期待着你们从少年便走上文坛，从陕西文坛走上全国！ （此文为陈忠实2006年4月6日在延安大学的讲座，曹文博笔录整理。未经授权，严禁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