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节，洗冤归来的人们怎么过？

《劫后余生》系列报道之二这个春节，洗冤归来的人们怎么过？ 本社记者  李蒙 张辉张高平：奔向幸福的路，走得好艰难 对于张高平来说，2016年的春节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大年初五，他的女儿张玲举行婚礼。女儿是张高平最大的牵挂。2013年下半年，张高平、张辉叔侄各买了一辆宝马车，被说成是“土豪、挥霍无度”，张高平觉得自己非常冤枉。他买车主要是想给女儿开。他离开家那一年，大女儿才13岁，本来学习不错，因为父亲成了“强奸”，她在背后被别人指指点点，学习大受影响，成绩一落千丈，后来被迫退学。十年冤狱，自己算是扛过来了，可两个女儿受了多少委屈？买车，算是对女儿的一个补偿。蒙冤入狱十年后出来，张高平、张辉叔侄俩起了新房。原来破旧不堪的老房子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三层楼，一座四层楼。在歙县农村，这样的三四层楼也只要二三十万，已经很普遍，远远谈不上奢华。盖房子，从来是农村的头等大事。有房，就有家。去年张辉成了家，不再和父母住在一起，需要自己赚钱养家。他想了很多办法，曾经想养猪致富，但当地政府不让，为此事差点发生肢体摩擦，造成事件。张辉又求助于远在新疆石河子的检察官张飚，张飚给当地检察机关反映，希望他们能给予张辉一些具体帮助，但当地检察机关说，这是地方政府的事，他们不便出面。张飚又给当地政府和城管领导写信、打电话沟通，领导们都很通情达理，但解决问题还得一步一步来。张高平还是想干老本行，开车养家。他以前是A2驾照，洗冤出来后，驾照补发了。他想给物流公司开货车，或者开出租车，但当地运管部门说他年龄太大了，再开车恐怕不安全。重操旧业的想法，没有实现。今年2月1日，呼格吉勒图案被追责的消息传来，人们自然想到了张高平张辉叔侄案中上过电视的那位神探警官聂海芬。聂海芬被追责的“谣言”每隔一两个月就会在网上流传一下，但始终是谣言。谈起追责，张高平叔侄多次对媒体表示，当然希望追责，像聂海芬，还有像那个“狱侦耳目”袁连芳，还有许多冤枉他们、刑讯逼供他们的人，都应该被追责。但他们只是老百姓，追不追责，是司法机关的事，老百姓有什么法子？袁连芳这个人，张高平叔侄记忆尤深。2008年7月，张高平在新疆石河子阅览室翻阅《民主与法制》杂志2008年第13期，里面有一篇报道《被疑"灭门杀手"终判无罪释放》，是有关河南马廷新案的报道，其中提到了“袁连芳”这个名字，与当初逼迫他作有罪供述的“狱侦耳目”同名。他急忙向驻所检察官张飚报告，引起了张飚的高度重视，张飚通过多方努力查实两个“袁连芳”确为一人时，无疑确立了此案极有可能是冤案的心证。在正常渠道平冤无望的情况下，他建议张高平哥哥张高发去找马廷新一案的辩护律师朱明勇。通过朱明勇律师从2011年开始的努力申诉，《东方早报》《南方周末》等媒体的接力报道，这一冤案终于被曝光，最后得以。袁连芳在哪里，2016年的春节他会怎么过？ 念建兰：希望积极向上，不再苦大仇深 念建兰其实是个很爱笑的人，外向、乐天、豪爽，祖国广袤无垠的版图上，无论是北方的胡同还是南方的里弄里，这样的中青年妇女都一抓一大把。如果不是念斌案，她应该早就嫁人了，过着相夫教子的平常生活，整天跟家人朋友嘻嘻哈哈，经过岁月的磨洗，最后成长为一个和着流行音乐跳广场舞的老大妈。但命运偏偏让她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投入到拯救弟弟的漫长岁月中，弟弟救出来了，她仍孑然一身。她对记者说：“希望我们通过媒体给全国人民留下的印象，是积极向上的，而不是苦大仇深的。”2015年11月20日，曾经的“萧山冤案”五青年之一王建平投资的广东顺德莫尔厨业有限公司，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中小企业股权报价系统挂牌交易。消息传来，念建兰很羡慕。弟弟念斌终于被无罪释放了，如果她也能从冤案中走出来，开创一番事业，那该多好啊！没过两天，重庆被村官任建宇以超出合格线100多分的高分通过司法考试，消息传来，念建兰再一次受到了刺激。我为什么就不能开始新的生活呢？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她。“我真的希望尽快处理完案子的事，但一年下来，就是处理不完，继续纠结在这上头，真的让我很苦恼。”念建兰纠结的事，一个是弟弟念斌的病需要治疗，但因为拿不到赔偿款，无钱治疗。跟香港那边的医生联系好了，想去香港，又被告知念斌被福建警方重新立案，限制出境。赔偿款的官司拖了一年多，拿不到钱，只好借钱给弟弟治病。而仅仅是张燕生律师，在念斌出狱后，又借给他们十多万元，让念斌治病。本社记者去采访念建兰时，正是新年临近，念建兰收到了很多人寄来的贺卡，其中《南都人物周刊》的安小庆编辑发来的贺年卡，非常精美，让她分外高兴。她说，你们媒体朋友给我们的帮助太大了，感谢你们。但念建兰拒绝了很多采访，理由是“不愿意给人家歌功颂德”。她只愿意跟冤案前帮助过自己的媒体朋友交流，而排斥陌生记者的采访。来找的记者太多了，也是个重要原因。念建兰现在的营生，就是跟朋友一起摆摊卖食用油，同时开了个售卖食用油的微店。对于个人的终身大事，她笑笑说，弟弟的事情不了结，我哪有心思啊？弟弟的赔偿问题解决不了，一直困扰着念家姐弟。念建兰说，我也知道1000多万的赔偿是不可能给的，但我必须这样提，我的权利我不能放弃。有人希望我们放下尊严，去乞求，去讨好，然后得到点赔偿，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有人说，念斌的病与几次死刑判决无关，能无关吗？死刑判决一下来，看守所就立即给他戴上“工字铐”，使得他手脚不能伸展，睡觉都得弓着腰，吃饭都成问题。一次死刑判决，就是一次人间炼狱，弟弟现在一身的伤病，必须有个公平的说法。福建高院维持赔偿的决定一下来，念建兰立即带着弟弟来到北京，准备到最高院继续要说法。看来，念家姐弟的2016年春节，还是有些“苦大仇深”。 陈夏影、黄兴：尽快忘掉过去走向新生 同念家姐弟一样，陈夏影、黄兴也拒绝了很多采访。黄兴的理由是，希望人们赶快把我们忘掉，让我们开始新的生活。不愿像个动物似的，整天让人围观。有的报道太夸张了，事情是有那么点事，但没有那么夸张。而陈夏影的理由是，这些素不相识的记者来采访，不亲切，有很大的距离感，即使有什么心里话，面对陌生人，也不想说了。同念家姐弟相比，陈夏影、黄兴的国家赔偿已经到位。能比较顺利地了结此事，是因为他们不想继续纠缠在过去。用黄兴的话说：“给多少算多少，不跟他们扯了。早点翻过这一页，开始新的人生。”但在协商中，他们也有一些坚持，主要是为了在2008年含冤而死的“同案犯”林立峰。他们觉得林立峰家获得的赔偿太少了，有人说林立峰得癌症与错判无关，怎么可能无关呢？“林立峰家是这三家里经济条件最好的，直肠癌如果发现得早，得到及时治疗，能那么快就死吗？”最后协商的结果，是陈夏影、黄兴获得的赔偿有所减少，林立峰家获得的赔偿有了大幅提高。但对于具体数额，他们表示不便向外界透露。其实当初案发时，黄兴、陈夏影都恨林立峰，恨得咬牙切齿。如果不是林立峰“供”出他们，他们不会有这样的命运。记得第一次开庭时与林立峰重逢，黄兴气得要冲过去打他。但快二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怨恨早已烟消云散，他们变得同病相怜。司法不公正酿成的冤案，当然不能怪林立峰，他本身也是冤案的受害者。所以在协商赔偿的时候，黄兴、陈夏影都希望林立峰家能够多得一点赔偿，毕竟林立峰已经死去多年，他的父母失去了儿子，更需要补偿。其实多少钱都补偿不了十九年的冤狱，甚至从经济上也补偿不了。陈夏影的父母到处申诉，十九年欠下几十万的债，后来请律师来辩护的差旅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律师们都是免费辩护，但代理费免了，差旅费总不能让律师出。把这些都去掉，还完债，赔偿款就剩不了多少了。陈夏影入狱前，父亲陈焕辉是一家小企业的负责人，企业虽说小点，但保证殷实的家境是不成问题的。他这一入狱，父亲丢下企业，离开老家，在福州长期居住，然后不停地到处申诉，全家人的人生都被改变了……算这个账，是算不清的，所以就不算了。出狱后，陈夏影一直没工作，而是在家陪父母，毕竟分隔十九年，有太多亲情需要填补。他学会了开车，也在考虑找个什么事情做。他说，春节期间与好多亲朋好友见面，也会趁机让大家给他寻寻门路，出出主意，看做什么合适。而老家的房子，当初曾经抵押出去，如今还了债拿回了房契，正考虑装修一下出租出去，也算是个收入来源。陈家的生活，终于开始步入正轨。而黄兴，则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做销售猕猴桃的代理，已经有了一份工作。黄兴对工作的渴望和积极性是记者接触到的所有洗冤归来的人中最强烈的。“已经40多岁的人了，欠了家里那么多，要好好补偿他们，必须赶紧开始创业了，否则晃晃悠悠几年过去，还是融入不了社会，就只能养老了。”但融入社会是很难的。黄兴突然冒出一句：“有时候想想，还不如继续在里呆着。”见记者大吃一惊，他解释说：“重新融入社会太难了。跟朋友们一起聊天，有时不知道人家说的是什么，听不懂。城市的变化也太大了，道路都不认识，跟十九年前比，就像是换了一个地方。”“做生意的规律也与以前完全不同了。需要把以前的社会经验全部清空，都装上新的，真的太难了。”有很多蒙冤的人找到他们，他们只能把案子推荐给律师，别的现在做不了。黄兴和陈夏影说，希望将来能做冤案的志愿者，为避免冤案的发生出点力，但必须先把自己的生活搞好，如果自己不能养活自己，不可能帮得了别人。其实陈夏影已经开始帮助别的蒙冤者了，在接受采访时，他反复提到了同自己在闽西关在一个号房的一位狱友，讲他的案情是如何如何有疑点，并说，案子已经交到了福建本地律师王玉刚那里，王玉刚律师已经开始了申诉代理工作。黄兴的两个弟弟，一人出资几十万，买下了一套住房，准备给黄兴娶媳妇当洞房。记者去采访时，黄兴正在忙着装修，还带记者去新房合影。问及什么时候结婚，黄兴说，还没找到人呢。找个人结婚可能不难，但他也不想凑合。告别陈夏影、黄兴，记者的心情非常愉悦，相信明年再来，他们的生活一定会有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