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没有不勾结的交易

　　刘工：没有不勾结的交易

　　--摘自 刘工 / 著《中国潜流文化》


　　官商之利就是盘结在一根链条里的利益。可以说，无利益关系就谈不上官商之利，这点是明确的。但是，官商之利最早出现何时？现已无法考证。但最早体现经营之道的故事，可见《魏书·食货志》上记载：“牧守之官，颇为货利。”意思是，州郡的长官参与经商的人很多，获利也比较丰厚。虽然，当时的朝廷也不鼓励，但许多官吏也加入了经商队伍。《魏书》载：“田业盐铁，遍于远近，臣吏僮隶，相继经营”，“贪冒无厌，多所取纳，公私营贩，侵剥远近”。这更是说明了当时商业活动的盛况。此前，在中国历史上，身为官吏经营货殖，与民争利的事例尚属少见。此后，太子、王亲、牧守都竞相营商，真可谓牟利成风了。
　　《后汉书·灵帝纪》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所谓豪右？即是豪门大族、富商大贾。他们用大量的商业资本贿赂官吏，目的就是从官府那里能拿到某种商品的经营特权，获得垄断性和高额利润。在战国秦汉时期，商人主要在集市上从事商业经营活动，这也为管理集市的官吏与商人相勾结大开暗门，促成了商人大肆贿赂官吏，以求掌控经营活动的市场垄断。《汉书》中记述：“使者护视，发取市物，百贾震动，道路讙哗，群臣惶惑。”
　　商业贿赂的滋生，很快刺激了官吏的贪婪，迅速导致了统治者的腐败，随之富商家族的各种犯罪也相继发生。《史记·货殖列传》中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用今天的话说，死罪可以拿钱赎命。西汉后，原本赋予贵族赎罪的特权，这时也分润给了富商大贾，其分润的范围且日渐扩大。如《汉书·武帝纪》曰：“秋九月，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又如《史记·文帝本纪》中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这“百金”对汉代平民百姓来说，价码无疑是很高的，也只有富商大贾之类的少数人才能掏得起。由此可见金钱有着万能之功，可以疏通法律，也可以毁灭法规。因而，在金钱可超越一切的贪腐社会里，商贿就是一种伴随商业活动的古老经济体，它并不是哪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生事，而是存在于商品生产、销售、分配、消费等经济生活中。当然，这也是专制制度长期压制商业的发展所致，使得商人为了生存必须托势豪右，权钱交易也就成为必然，就成了一种历史经验被继承。
　　官要做管理的事，商人要做买卖，买卖之事又不能不奸，就此也就孕育而生。中国古代有“重农抑商”的传统，所谓“抑商”，就是对商人及其经营范围作严格控制，结果又很难奏效。其中，首先是对经商资格认定的管理。有关这方面，历代法规也多有规定。凡经商为业者，必须向官府申请登记许可，取得“市籍”，并按期交纳“市租”，无市籍者不得经商。这种登记程序，也如同今天的行政许可。其实，只要贿些钱给分管官吏，程序也就合法了。
　　《汉书》有例，宣帝刘询当政时，蜀郡郫县何武、何显等兄弟五人，都在郡政府供职。按照“有市籍不得官”的制度，何家就不允许经商。但《汉书》又记载，何家同时也有市籍，还经常不交营业税，这个经营执照的取得过程，显然是用潜规则弄来的。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他曾针对当时私贩盐务指出：“虽有禁约，势所难遏。”，“官府但有禁革之名，其实私盐无日不行。”官府徒劳而无功，商人则投机取巧。结果是“射利肥己”而“利归于豪右”。由此可见，传统的重农抑商、重士贱商的压制也使得官商不得不勾结的理由。
　　中国社会自古实行的是官本位体系。官场即是人情场，又是“官风流感”病毒的携带者和传播者。官场之上盛行请客送礼，盛行收受红包，盛行上行下效等等规矩。民俗之中的各种贿赂之风，都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可恶的是，国人一直都称官为父母，百姓乃为子民，子女模仿父母的言行也就再自然不过了。于是，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龌龊的官场文化在整个社会中渗透。从权力的角度言之，中国的老百姓毫无权力，而在一个权力至上的中国社会里，没有权力往往又寸步难行。因此，民间比官场更需要赎买权力。在民间，原本浓浓淳朴的亲情亲缘，亲戚朋友的礼尚往来，礼轻情义重等习俗，都被冠上了礼仪之邦的美誉。而国人就在这官场文化的浸泡下，在不知不觉的礼尚往来与权力赎买之间，变得难解难分。
　　如宋代的酒业比较发达，且均为官办的酒务、酒坊、酒场。宋代私家酒店无酿酒权，酒要从设在州县的官监酒务那里批发。而这些官办的酒坊、酒场多数都被官监私下承包给酒商，以权置换从中获利。虽然，宋代有明文法令：“止与出名产之家，而豪户有官者不许相合买扑。”即禁止豪强大户和官员及其家属参与承包经营。但明知商贿已成商道上的潜规则，所谓“法令”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废纸罢了。《宋会要辑稿》记载：“州县人户买扑坊场，岁入至厚……旧例多是百姓出名产、豪户出财本相合。”可见是一文空纸般地规定。
　　明代实行食盐专卖。据《皇明条法事类纂》记述，明代前期实行的是“开中法”，即官府发文，制定管理细则，让商人运纳粮食到官府指定的粮仓，官府的回报就是发给商人盐引，即盐业特许经营许可证。其资格审查，也是严防官员及其家人、奴仆冒充商民参与。但是，实际情况往往是官员势要之家通过“馈送金银玩物”，“令弟男子侄或家人前去上纳”，然后再将这些靠行贿弄来的销盐执照“就在京城地方……转卖于有钱商人，或卖于无势不得的中间商，每一千引卖银一百余，或七八十两，名曰：‘卖窝钱’得以满载而归，致使客商垂叹气而已”。改用现代话说，这就是十足的倒卖批文或凭关系办执照。
　　在《金瓶梅》小说里，为人奸诈、贪淫好色的西门庆做官盐运销，他向两淮盐运使蔡蕴商贿，蔡的回报是让他比别的盐商提前一个月提货，因而西门庆获利二万两银。又据清《江都县续志》说，清乾隆年间，湖北汉口是淮盐的最大集散地，江南盐商在此设立公所，并“公举一、二人专司交解各官‘养廉’及各项生息，并应酬抽丰游客等事，名为匣商”。这些匣商就是以商业贿赂为专职的，每年经匣商之手开支的费用，往往多达数十万两银，甚至上百万两银。
　　再如，清乾隆年间，安阳煤商艾学曾等人，为领营业执照开窑，先后贿赂了两个亲王和一个知县，“谢银”数额高达六千两银。而当时一品官员的“正俸”年收入为180两银，可想“谢银”数额之巨。时至今日，此等潜规则更为广泛，已无法例举。自古以来，由于统治者特权的垄断和经营型的政府职能，迫使商人们不得不用贿赂的手段，编织一张的利益网，这些已是司空见惯，屡禁不止的社会现象。据此，这种不仅具有顽强的再生能力，也具有极深的隐蔽性。
　　由于中国的封建体制是重农抑商、重士贱商的小农经济观念，商人们普遍只重视奸商之道，而把所谓的“商业文化”打造成勾结文化、贿赂文化和吃喝嫖赌文化。如今，即使是把商业文化天天放在嘴边，结果也多是舶来品，甚至仅为赶时髦给自己套上一件“文化”外衣，骨子里还是无奸不商的执业理论，或无商不奸的经营思想。现实中，如果是官员经商，自己就摆个官商的架子；如果是文人经商，就给自己冠一顶儒商的帽子；如果为了养家糊口经商，旁人就笑称小商小贩。总之，官商也好，儒商也罢，即便经营的是个小小摊位，或是几个人的小作坊，还是一个让人鼎鼎膜拜的大老板，商人们都不会承认自己是奸商。但在高度垄断的商业运作中，又没有人不在干着奸猾之事。简言之，不论是运用何等的商业手段，只要是有孛法律和商业规则的都是奸商。也正因为刁蛮政府的压制和垄断，致使自古以来的中国商人，他们的经商过程如同在历经犯罪一样，不是在打压中死去，就是在中蓬勃发展。
　　现代商人崇拜清末鼎鼎大名的胡雪岩。其实，胡氏从来就没有把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的权钱、权色交易视为犯法，视为歪道。相反，他把这些都归属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范畴。断言地说：胡雪岩是清末涉嫌商业贿赂数额最大的奸商之一。他深知商场与官场上的潜规则，其商业成功的最大秘笈是：把自己的命运和政客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胡雪岩从小钱肆当学徒开始，后经营小钱庄，因其善拉关系，深知与政客的结交之法，最终成为清末商业帝国的一大商绅。后来，胡雪岩与清末另一官商代表人物盛宣怀商战，盛氏同样运用胡氏的商业模式，收买官员，贿赂对手的商业伙伴，散布谣言等种种手段，最终使胡雪岩的商业帝国轰然倒塌。而胡雪岩本人也在崩塌声中气愤交加，一病呜呼去了阴曹地府。然而，胡雪岩处处以的商业帝国模式，日后却成为后世商人顶礼膜拜的商神。在“从商要学胡雪岩”的膜拜声中，商界的后生们一个个又以贿赂为春药，龌龊的与贪官同床共枕。
　　除此之外，伪造商品、虚假广告、坑蒙拐骗、冒用市招等奸商也是自古就有的能事。徐珂《清稗类钞》中记述，宣统末年，提倡国货，民族商业品牌渐渐崛起，于是就有奸商串通国外制造商假冒国货扰乱市场。其产品大多是绸缎、烟草等，其包装、品牌均伪造国货。所登“本店物品之原料皆取材于国中”广告，也多是用外国货冒充民族商业品牌，欺骗热心国人，谋取暴利数十倍。那么滋生这种商业现象的结症在哪？自然还是垄断所导致商人们不得不坑蒙拐骗。在中国社会里，绝大多数小商人是为生活而从业，但在披荆斩棘的经商路上，商人们要养活管束他们的各路官员，而且还要从利润中给官员们分肥。如此一来，闯荡在经商路上的商人们只得视官员为父母，且与父母越亲越好，巴不得与其乱伦。
　　延至今日，自古一切的模式都亘古未变。论其根源，就是统治者将国家与政府的概念不分，根本没有政府是国家的仆人、权力的执行者、被委托人的意识。而是强权统治在经营国家，贪婪的吞噬人民利益。当然，国家的本质就是阶级的，任何一个阶级的统治都来源于经济统治，而一个阶级的经济统治又必须依靠它的统治来维护和巩固。因此，国家总是属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中国，由于权利不属于人民，人民仅被少数人代表，政府就得依靠少数人的意志奴役人民，全然把“国家大于政府”的主体概念倒置。那么，中国的少数人又是什么人呢？这就是既得利益的与经济的统治阶层。在这样一个强权专制的“国家”里，既得利益者既是代表“人民”的政府，又是操纵与经济的黑手，也就成为最常见的合作体。由此，在与的经济活动中，不勾结就等于对抗社会，不勾结就得任人宰割，不勾结就无法生存。致使中华传统美德，如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敬天畏神、重德行善、乐天知命、以民为本，等等都被恶意践踏。
　　集中国历史之经验，专制也创立了一套官场经济哲学，是以暴力文化、欺骗文化、流氓文化、痞子文化为勾结的经济体。其手段则是权势术、勾心术、阴谋术、诡计术、帮派术、内斗术，乐于尔虞我诈，损人利己，坑人肥己的富人。同时，权势也炮制出以官场为乐，以贪财为快的朋党。简言之，之所以能大行其道，都是因为权力可以赎买。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认识，权力的本身就是对各种价值资源制约，只有掌握制约的人，他才能运用权利。如果，权力的本质被勾结，社会就没有公平可言，勾结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