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经济下的尊严与快乐

　　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认真思考，尤其是中国各个层级负有领导责任的政府官员更应该认真思考：其一，中国的现代化是否一定要走英、美这些老牌帝国走过的老路，是否可以像芬兰、爱尔兰、新西兰这些新兴国家那样，无需经过漫长的“原始积累期”而成长为发达国家呢？即便非有“原始积累期”不可，是否非得如此的漫长？紧接着第一个问题的是，即便非有“原始积累期”不可，我们的“原始性”是否可以少一些，而让“人性”更多一些呢？一言以蔽之，处在这样一个低端经济过渡期，我们是否也能给人以“尊严” 、是否也能给人创造出一点“生之快乐”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前的“富士康现象”，就是“中国制造业现象”——威权企业拷贝威权政府威权治理。事实上，“富士康管理”较之众多的中小企业、其中不少是典型的“血汗工厂”的无序管理，它至少还有一套文本典册的“制度化管理”——它在科学的、规范的、机械的“生产流水线”之上，外加无处不在的监督安保，其严密的程度，与它们生产的苹果手机、苹果电脑、苹果MP3严谨的设计程序完全匹配。富士康最杰出的成就即在于此，人和机械完全同步——在这个生产系统中，人和物高度整合，物是人的配制品，人也是物的配制品。当人成了物的配制品的时候，我不知道还有何快乐？

　　最近，富士康高调向中国内地转移，在郑州，一次招工就是六千，对当地政府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福音。但是，我怀疑对务工者是否就一定是“福音”？我相信，所有类似富士康这样做低端贴牌生意的公司，如果人依然是物的配制品，你的厂不论搬到哪里，问题依旧。清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秦晖，一直对中国经济“低成本”、“低”的“增长模式”持怀疑态度。事实上，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低”，必然是寄生于世界产业链“最低端”的产物，而依靠“三低”发展起来的经济，不论就哪个层面而言，既无竞争力，也难以持续。

　　上个月，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有位学者替中国抱不平，特别生气“为什么苹果公司要把产品链的最低端设在中国”？他就此算了一笔账，目前卖得正火的一台iPad电脑，它的最低售价是499美元，最高售价为829美元。而售价499美元的iPad，成本仅为219.35美元，其平均成本为260美元左右。其中，苹果开发的A4处理芯片每个26.80美元，16G的存储芯片为29.5美元。它最贵的元件是9.7英寸的触摸显示屏，由韩国LG公司制造，每个95美元。LG要为iPad生产1000万个触摸显示屏，订单总价为8亿美元。目前苹果又与韩国三星签订了总价2.4亿美元的合同，三星将为iPad提供300万个触摸显示屏。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和其它苹果产品一样，iPad产地说明标注：苹果加州设计，中国组装。如果据此认为中国工厂或工人也分到一杯羹，那就错了。苹果雇用数家台湾公司，其中规模最大的台湾公司，则是最近名噪遐迩的富士康。富士康老板郭台铭选择在低成本的大陆设厂，由大陆工人完成组装。苹果公司支付的组装费仅为每台11.20美元。而这点微薄的组装费，其大头无疑又由台湾老板拿走，实际留给中国工人的则微不足道。去年苹果公司的一种带视屏的mp3播放器，售价149美元，付给中国的装配成本仅5美元，苹果公司所得纯利润高达90美元，其间差距远超芭比娃娃中美之间的利润分配比例。

　　毫无疑问，企业在产业链上拥有原创技术和专利越多，获取的利润也越高。苹果公司和台湾人开的加工厂的利润差额已高达20多倍，如果和中国工人的那点微薄收入相较，其差距倍数该是多少呢？中国人素以勤劳、聪明闻名于世，素以“世界工厂”自豪无比的大中国为什么只能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在生产制造环节上的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这六大环节，无一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如果“低成本”、“低”是“因”的话，那么，深陷世界生产链的“最低端”无疑就是“果”了。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一年了，经济总量跻身于世界前三，至少连续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然而，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它的公司群落却并没有因此而健康、持续、高速地成长起来，恰恰相反，它的企业却是一排排地倒将下去。这是为什么？你看看美国，当今25个最大的公司，其中有8个在1960年之前根本就不存在——英特尔不存在！微软不存在！苹果不存在！沃尔玛不存在…至于70后、80后、90后的跨国大公司，诸如联邦快递、戴尔、谷歌、甲骨文…它们犹似雨后春笋般冒将出来，进入新世纪，类似YouTube、Fecebook、Twiter这样一些网络公司，更是一夜成名，震惊世界！

　　处在全球制造业生产链最低端的“中国模式”，显然已经到了必须转型的阶段。实现中国现代化大业的梦想，是无法依托如此低端的产业结构来完成的。有人说，这是原始积累必由之路，你看今天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其实，当许多人把它当作某种“铁律”的时候，他们完全忽略了实施现代化的“初始条件”已经变了。纵观全球现代化之历程，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英国，他们整整花了两百年；而后来的美国就少了50年；而接着跟进的日本只用了英国一半的时间；而再后起的“三小兰”——芬兰、爱尔兰、新西兰，仅仅用了三十来年就实现了它们各自的现代化！

　　显然，这些坚持信奉“原始积累”无法绕过的人 ，完全忽略了当代社会经济“全球化”、经济“复合化”的特点。如果回到两百五十年前，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它们泾渭分明，但是在当代社会，“一、二、三产”的说法，只是为了在研究世界经济史的分期上便于划分而已。事实上，在已经进入知识经济的今天，你很难把“一、二、三产”准确划分开来。试看今天的“后现代农业”，农业经营企业通过合同或协议的形式，按照生产资料供应、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及销售的顺序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实行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经营的一体化，它把“三大产业”整合在一个复合型企业生产流水线之中，你就很难再把它纳入到传统的“一产”之中。显而易见的是，新兴的农业经营一体化公司，你无法界定它们是农业还是工业？抑或是现代服务业？

　　比如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德尔蒙特公司，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蔬菜罐头公司，就是一个一体化经营的企业，该公司经营5.3万hm2（上标）土地，有38个农牧场，54家加工厂，13家罐头厂，6个卡车转运站，一座海运装卸站，一个空运发售中心，以及24个餐馆等。再比如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菲尔德禽蛋公司，他们联合了98家养鸡农场，从事肉鸡和蛋鸡的饲养工作，公司向养鸡场提供种鸡、饲料、燃料、电力、药剂、鸡舍、运输工具及其它设备等，并收购养鸡场的成品肉鸡和鸡蛋，再进行加工和销售，公司提供的是全方位的服务。当“农业经营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大趋势的时候，食品加工呈现出方便化、工程化、功能化和专用化，它已经把传统的“三大产业”完全糅合在一起，历史上的产业界划，事实上已经越来越模糊。

　　当“复合经济”一统天下之时，传统的“阶段论者”，按他们预设的机械进程，硬是要从一万年前传统农业作为起始之点，然后开始向两三百年前的工业经济转型，最后方能心安理得地进入新经济时代…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汇来形容如此思维模式？姑且以中国社会的独特国情而论，纵然不能仿效“三小兰”超现代化发展之路，作为渐进的“原始积累”，我们也已经花去了31年，这个“原始积累”期难道还算短吗？事实上，今天许多国家和地区，诸如新加坡、韩国、台湾等地，他们的后现代化水平发展的快速与高度，有案可查，有目共睹。当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跨国公司“一级贴牌基地”之时，我们则沦落为“二级代工点”。

　　而这种“沦落”，恰恰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中国今天引以为傲的经济总量，主要来自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低端加工企业，在这样一条贯穿整个中国的“大生产流水线”上，正在实施的是，举国上下竭尽全力、竭尽资源、不计劳力、不计时日、不计后果的“大生产”、“”！人们不禁要问：“你终于累了吗”？我想，这正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整体现实——低端产业，造就的是低端经济。按“原始积累者”的思维模式，低端经济的原始生产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在这样一个原始积累时期，能吃饱饭就是最高“”，这显然是“富士康管理模式”盛行的真实原因。较之众多的“血汗工厂”、“黑砖窑”、“黑作坊”对人的残酷驱策，“富士康们”当然就充满了无比的底气。他们有一万条理由证明，发达国家就是这么走过来，中国又岂能逾越？

　　当“以人为本”的管理成为当今世界主旋律之时，中国大大小小的业主信奉的仍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刚性管理”。作为一种理论支撑，当今许多所谓管理专家从来都认为，在永不停歇的作业流水线上，一切只能从效率出发，人成为物的配制品势所必然，人的异化也就势所必然。为了加速“人的异化”——攫取利益的最大化，仅仅依托生产流水线当然是不够的，然后，理所当然就要配置加速流水线运转速率的“监督流水线”，这就是富士康所设置的无处不在的保安队伍。

　　正像中国的经济转型那样，“富士康式”的“双流水线作业制度”，即我们在前面所概括的“生产流水线+监督流水线”的管理模式，也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地步。人人不仅生而有工作的权利，更有为快乐而工作的权利——这是一个文明社会人人都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今年5月29日，全国总工会在《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进一步加大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与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力度；使广大职工有尊严地生活，促进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全总”的这个“意见”，似乎给人们透露出这样一个“信号”——地方政府和企业“结盟”为增长GDP而牺牲百姓的行为，无论如何都应该打住了！中国的工会组织终于为工人说一句话了，他们也终于开始承担起自己的职责了。

　　在中国，这种无处不在的富士康“双流水线”管理模式，带给人们的，不是有没有快乐，而是有没有尊严的问题。面对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结盟”，时不时侵害职工的权益，有专家在解读这份“意见”时指出，“一些职工不得不采取包括BA工在内的各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由富士康“12跳悲剧”引发的一连串BA工事件，中国的社会舆论终于进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职工没有BA工权就没有尊严”。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没有尊严的生活又何来快乐？没有尊严的生活又何来幸福？

　　“生之快乐”乃是国民幸福指数中最重要的一项标准，它既需要磨练社会个体的“积极心理”，也需要提升整个民族的“积极心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面对“低端经济”，是否也能创造快乐？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经过31年的艰苦积累，产业结构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阶段，低端经济也已经到了必须加以提升的阶段，当技术倒逼我们必须检讨原来的管理经营模式的时候，关键是我们必须调整整个社会的“消极心理”，我们必须改变自恃拥有“低成本”竞争优势的暴发户心理，我们也必须摒弃只能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机会主义策略…如此等等。

　　我曾经走过不少行业的制造工厂，其间，浙江舟山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家工厂在当地是规模最大的一间，我第一天参观他们加工车间，真是令人震撼，一条条传动带不停地把待加工的鱼传过来，源源不断，边上的女工分工明确，第一人斩头去尾，第二人开膛破肚，第三人扒出内脏…传动带不停地周而复始，工人们的动作周而复始，机器和人同步周而复始…你想上厕所吗，那得有人顶班。人和机器，究竟谁是谁的配制品呢？在八个小时之内，除了有20分钟时间吃饭，人和机器都得不停地干活。人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她会异化吗？

　　这些与机器共进退的女工，她们的年龄都很轻，30几岁的就算老的了，再大些，这活恐怕是扛不住的。即便以八小时计，中国人一年的法定工作时间在全世界亦属最高之列，平均大约为2200小时。其它国家中，阿根廷一年人均工作1903小时，巴西人工作1841小时，日本人1758小时，美国人1610小时，英国人1489小时，而荷兰人工作得最少，一年才1389小时。如果像富士康那样每周得干70个小时的话，一年就将突破3000个小时，年轻的工人选择跳楼，正是人的“异化”必然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境下，BA工真是再合理不过了。

　　当然，BA工是偶发，务工是常态，不论是真有需要，还是为了满足浪费，整个得不停地劳作，从水产品、洗发水、卫生巾、畅销书到彩电、电脑、汽车、飞机、大炮，所有的这些产品都需要批量化生产，流水线作业无疑是制造业的生命线。在现代社会的分工条件下，大批的劳作者必得成为流水线上的“配制品”，尤其是发达国家把这些重复性低端生产转移出来以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就有了更多的人成了它们的“配制品”。

　　如果此类工作只是作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下班以后，他们依然可以享受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作为一个人的“快乐”。但是，在那家水产品加工厂，30几岁的女工就做不动了，显然，她们作为“配制品”的时间大大超过国家的法定的工作日，企业“买断”了她们的青春、她们的未来、她们的“尊严”与“快乐”。如果统统一如富士康，他们的“透支”也许更为彻底。咱们再退一万步，他们的超时消耗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据最新世界工资研究报告：“国人工资全球垫底！”日前在中国各大公共网站的论坛上都可以见到一篇标题醒目的文章《世界工资研究》，作者用翔实的数据和图表比较了全世界的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情况，结论十分严峻：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第159位，最低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同样为159位，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

　　基于当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人作为生产流水线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许还得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但是，人并非一定要成为物的“配制品”。如果地方政府与企业都能恪守下列三条准则的话：一、谨记1886年“五一”大BA工确立下来的原则，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当世界上许多国家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为六小时、五小时的时候，执行八小时工作制应非难事；二、当中国经济增速令世界瞠目之时，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而世界平均为58%，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三、应立即取消“农民工”之类的身份歧视，上述三大问题的妥善解决指日可待。与此同时，我们相信，低端经济也能创造出国人的尊严与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