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立忍发表最新声明了，支持一个中国，，我们是不是欠他一个道歉？

　　我认为他的声明是真诚的，对所有网上流传的图片进行了解释，我认为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所以说，这段时间的风暴本质上来源于误解。

　　也许我们还欠戴一个道歉，因为没有详尽了解，仅根据表象（几张图片）就给人家定性。
　　（我们经常说眼见为实，实际上，只在结合上下文，当时的环境，，等多种因素，才能得出真相。
　　打个比方说，你看到一个人在虐狗，把狗很残忍地打死了，你就说这个太恐怖了，，但是如果你了解了原因，知道这个狗把他儿子咬成了重伤，你就反而又支持他了。）

　　我们也是绝对有过失的。属于道德绑架。

　　打个比方：
　　某男士A，走在路上，，遇到一群人，这群人说，我听一群老头老太太晚上纳凉的时候说你不是个男人，其实是个人妖，还拿出A去变性人酒吧和变性人一起被人拍的照片，，然后指着A说，麻烦你证明给我看你不是人妖。
　　男士A心里肯定觉得你们有毛病。。就随便发了个声明说：本人不接受别人扣人妖的帽子。
　　然后，这群人就又起哄了，你不敢发声明说“自己是个男人”，那你就心虚，肯定是个人妖。。blablabla，，，
　　尽管男士A确实是个男人，也能证明自己是个男人，但是，如果这时候来证明自己是个男人，就有辱人格了。
　　“我确实是个男人，但是，只在在我自己需要和想要证明自己是个男人的时候，我才乐意去证明，，你逼我证明的时候，我鸟你都是神经病。”他心里的想法应该是这样的。

　　我认为我个人是欠戴立忍一个道歉的，尽管我是P民一个，没人关注，但是 ，我还是要对戴先生说一声：对不起。

　　以下是戴声明全文：
　　============================
　　大家好：

　　首先，对于最近因我个人造成的纷扰，深感抱歉。

　　这次有机会和一群极优秀的电影人合作《没有别的爱》，我个人满心感谢。很遗憾因我个人过往作为引起争议影响众人辛勤的投入。我对于投资方和全体工作人员深感抱歉，本人也支持片方做出的换角决定。

　　网路上有很多对我个人的疑问，我想试着沟通说明。

　　家父49年离开大陆时是个学生，因为战乱中断学业十年，后来到台湾接续完成学业，当一辈子教员直到退休。父亲因教职缘故曾加入，后因我舅笃信马克斯主义被迫逃离下的台湾前往大陆，父亲为此受累愤而，并告诫我切勿加入任何政党。

　　缘此至今我不曾加入任何政党，或任何组织。我从来不是份子，也从未倡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父亲是大陆人，母亲是本省人，我没有割裂自己血缘的想法，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根不会断、身上流的血脉也不会断。

　　从小我被教导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自幼父亲描述大陆山川壮丽景况深深影响我，总有一天得要亲自走遍那些壮阔。随着年纪增长我才知道回大陆并不容易，两岸交流前的70、80年代台湾被压抑的乡土文化爆发，我的目光也从远眺大陆看到脚下的土地。

　　两岸交流以后，大陆各种现实资讯迎面扑来，一大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天地在眼前开展，所有事物都新鲜，我慢慢试着重新拼图理解，点点滴滴。

　　随着数次政党轮替，出现种种变化。在台湾我关心的不是谁当选执政了，我关心的是政策是否照顾平民百姓、整体资源分配是否公平、生活环境是否更加妥善？因此，过去几年看到某些弱势个体、弱势群体的求救被忽略时，我会透过脸书转发，希望他们的处境能被看见。

　　2002年底我拍摄的短片拿了几个奖，那阵子会有一些学校或学生社团邀我带那短片去分享。其中有学生邀我去和一个基金会的年轻人分享，于是我同样带着短片去放映，放映后让学生提问，整个过程大概一个半小时。

　　这些天我从网路上才得知那个基金会叫春雨基金会，和台湾有关联。我请托朋友代我询问查证，得知那次电影分享在2003年上旬，是春雨基金会第一次举办青少年活动，也是至今我和春雨基金会唯一有过的接触。

　　那阵子带着短片几次分享下来，我自觉口才不佳，之后便婉拒各种说讲邀约，近六、七年来更是一次也没应允。

　　2006年我执导高雄市形象广告，那几年我主要工作是广告导演，我自小学二年级搬到高雄，直到大学又搬到台北就读定居，可以说是高雄人，这也是高雄市政府找我担任导演的原因。

　　2008年高雄市成立电影拍片支援中心，当时我正准备拍摄一部取材自真实故事的电影“不能没有你”，由于真实故事就发生在高雄、台北二地，所以我除了申请高雄拍片中心的支援，同时申请台北影委会的支援。那年高雄拍片中心协助了7部电影的拍摄，我的电影是其中一部。而至今获得高雄拍片中心协助的影片己超过百部之多。

　　电影上映前后获得许多奖项，对于才刚成立的拍片中心是很大鼓舞。隔年拍片中心希望我能再有电影去高雄拍摄。于是我递交了一部新电影的企划书，也获选了，但几个月后我认为自己没准备好，于是放弃了拍摄计划。

　　“不能没有你”在台湾反应还可以，前总统先生特地拨冗看了，之后还公开呼吁公务员都应该看这部电影。

　　我常看舞台展演。一位久未联系的朋友邀了几回，2010年4月5日我去台北国父纪念馆看了神韵舞蹈团的演出。如同一般演出，结束散场时演出团体或记者总会堵着公众熟识的面孔采访美言几句，我客气地询问了该演出在台湾共做了多少场次？记者回答已经半个月了，总共是一个月的演出。“歌舞剧在台湾没有这么多剧场观众呀！？”我说。接下来短短几句采访上了编辑台之后，就是在网路上可以找到的旧闻。

　　也是那回之后，我才知道神韵舞蹈团的成立背景。隔天朋友问我感想，我说就一般舞剧演出而言比较刻板、少了点创新之类的。或许我的直白朋友不爱听，这位多年未联系的朋友又断了联系。我个人并无宗教信仰，不曾参加也没有支持其相关团体。

　　2014年3月16日我抵达深圳参与电影工作，又从深圳飞北京，直到4月21日完成工作才返回台湾。这一个多月当中，台北有位立法委员只花30秒便宣布完成了关系两岸未来发展的服贸协议的审议程序，隔天便引发往后22天的太阳花（2014年3月18至4月10日）。

　　太阳花背景脉络并不单一，陆续包围立法院在外围声援、聚集的民众，估计也不乏抱持各种主张，但最大公约数还是对于当时台湾经、社、政种种现状的焦虑，因着立法委员不正确的审议程序意外触发了。

　　在深圳的我透过新闻得知，担心学生和警方发生冲突导致，于是透过网路转发了几则医疗资讯、呼吁对话解决、警方慎用武力。很遗憾这样的网路转贴没有作用，还是发生了。事件结束后，几十个学生、民众成了被告。当我回到台北时，事件已经落幕十一天了。

　　2001年开始意识到地震频仍的台湾小岛却要盖第四座核电厂是个隐患，因此参加反核游行。平和地参加游行，保护你相信的价值，在当时已是生活在台北的一部分。

　　2013年起，每到周五黄昏之际，便有一些民众会来到自由广场席地坐下，温柔而坚定地表达反对续建核四厂。那一两年中，得闲时候我也会去广场坐下来，在那里可以听到不同立场的意见。广场是公共空间，有时陌生人认出你会过来要求合照，也有时会要求你拿个字板拍照。字板内容从祝朋友生日快乐、求婚，到五花八门各种议题都有。

　　当有人拿争取香港普选字牌希望拍照时，当下我没有多想便答应要求。这是我敏感度不足，无从预料后来会衍生那样激烈的冲突，个人感到遗憾。

　　2014年香港占中期间我在台湾拍片，由于不熟悉运动的脉络，毕竟不是自己熟捻的社会背景，我转发了一则占中事件背景由来的媒体报导，期望朋友认识和了解，减少误解的可能。

　　2015年夏天我又离开台湾，在LA、北京等地工作。从新闻得知台北一位高中生因课纲微调争议，采取自我结束生命的激烈手段时，感到非常惋惜。我在个人脸书上写了大悲无言四字，并开始在网上找资料，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个年轻学子会这样做。

　　几天后，偶尔看到一则即时影音新闻，其他几位学生在同伴失去生命之后，有了一次与长对话的机会。媒体直播这次对话，现场学生们面对官方式回应激动崩溃嚎啕大哭，相信看到那一幕的人都会担心这些孩子们在无路可出的绝望下，怕是会有模仿效应做出不可挽回之事，于是赶紧在脸书批评了长，用意在委婉呼吁学生自我期许珍惜生命。我不知道这样的安抚贴文能否被学生看到起作用，却因此被台湾媒体名嘴批点为支持反课纲。

　　就我个人理解，课纲微调产生争议在于程序和内容两大部分。但那阵子一个高中生在脸书贴文提及是否自愿的疑问，引发争议，虽然这位高中生公开道歉了，但此一失言不断被放大，几乎淹没了主要诉求。

　　质疑是否自愿，无庸置疑，绝对是错的，形同再次对受害者施暴。

　　至于台湾各党派的不分区立委名单依法在选举前公告，网上可以查询。曾有政党举办网友推荐票选不分区立委名单，这样的活动不需经本人同意，只要网友推荐就会列入票选。我也被少数网友推荐，结果得票数少到该政党根本没联系我，也没有将我列入正式名单。

　　过去我参与公民运动是社会参与，并非起于行动，更无关于特定政党的支持，那是对于弱势或不公不义事件的发声，也是透过社会参与的公民责任。

　　我对这一切没有隐瞒，我的不善词辩经常给他人造成困扰，面对误解也总以为时间是最好的证明。生在台湾多元社会里，我始终在学习尊重与包容，对于他人的信仰信念即使与我不尽相同，我也要求自己必须尊重，偌若因此造成不必要的误解，我都必须深刻检讨。

　　也恳请大家未来不再针对全体工作人员辛劳完成的影片，我个人愿承担所有责难与后果。

　　文长语赘，再次为这些日子造成大家的纷扰，致上我最深的歉意。

　　戴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