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暖自知

　　昨天再次回到那儿。灯火通明的饭堂，情侣双双的校道。女生楼下痴等的男生背后是色彩斑斓的海报。我在含笑驻足的同时，感到了内心的落寞，贴此文以怀念我最美丽的青春岁月。
　　
　　
　　 冷 暖 自 知
　　 ——致建阳一栋205房
　　
　　 我是一个颓废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我胸无大志，生活消极。有时我也会为自己的这种状态感到奇怪。但溯源追踪，终究不得而知。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不乏一次次地表态：长大以后要做一名科学家。但那是每一个小屁孩必经的人云亦云的阶段。我的真实想法是长大后嫁给一个卖糖果的或者一个裁缝。天知道香甜的糖果和漂亮衣服对我的诱惑是多么得大。我甚至为此异常苦恼：究竟是嫁给卖糖果的好还是嫁给裁缝好？这个问题在我上初中以后便迎刃而解。我茅塞顿开地明白只需找一个有钱人便可二者兼得。但这时我已基本上不考虑嫁人的事了。整个初中，我沉默少语，不苟言笑，被树为文静的典范。初三快结束的时候，我与杜英的关系渐渐密切起来。杜英是一个有着雪白肤色的活泼女孩，嘴于她的最大功能就是笑。我不清楚我们两个性格如此不同的人是怎么混到一块去的。杜英曾抱怨说，她在给我讲笑话时，自己都快笑倒在地，我却只是敷衍地干笑几声。但我们还是势不可挡地亲密起来。
　　 高一到高二，我仍像在初中一样，既不惹是生非也不努力学习，偶尔逃一节物理课。然而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我的另一位朋友阿采开始谈恋爱了。其时为一九九五年，早恋早已泛滥成灾。但由于我所读的学校地处远郊，环境封闭。所以一旦有人早恋，还是会受到全校师生的关注。一天我无意听到阿采的班主任与校长的谈话。
　　 校长问：“你们班那对谈恋爱的怎么样了？”
　　 班主任说：“关系很好，比大学生还好。”
　　 阿采班主任的这句话，触发了我对大学朦胧的憧憬。我开始热情百倍地学习。九六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出现在某大学的女生宿舍，而且经过杜英三年的熏陶，我不仅能自如地讲各种笑话，并能在别人说笑时适时地大笑以资鼓励。
　　 我们宿舍共计九人，她们的名字将在以下一一出现。经过短暂的勾心斗角，大家始料不及地融洽起来。
　　 关于大一，我所记得的就是逃了计算机课在宿舍和师姐叮当聊天。叮当是一个偏执而多情的才女，对理工科出身的男性有莫名的爱慕。我对此很不以为然，但我喜欢叮当的文章，那种毫不张扬的忧伤我至今难忘。
　　 大一的清晨，我总是在音乐中醒来，以后四年皆如此。那是早起的阿影的杰作。该如何评价阿影呢？说她是一个模样清秀，内心丰富，爱替人出谋划策的姑娘吗？不如这样说吧：如果我是一个男的，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把阿影弄到手。但我若真是一个男的，事实可能就不会如此了。因为越是那些矫揉造作，想法庸俗的女孩越容易得到男人们的青睐。男人们首先关注的总是姿色而非思想，并且他们的这种特性与文化程度无关。不仅我的男同学如此，男教授们亦然。据说我们可以凭借现代文学史那位教授的期末评分来判定自己的美丑程度。
　　大一既没给我带来欣喜，也没让我过于失望。期末考试除了高等数学48分外，其它均蒙混过关。幸而高数是选修课，不必重修，除了少拿两个学分外，并无其他损失。就这样结束了鸡肋般的大一生活。
　　 大二开始时，功课陡然繁重起来，我也相应地逃了更多的课。同时，增添了两项爱好：喝酒和看碟。与我志趣相投的是孟菲。我俩不厌其烦地穿梭于碟铺和宿舍之间。考英语四级的前一晚，我们连看几部周星驰的片子，大笑之后睡去。第二日精神抖擞地去考试，两人居然都通过了。这件事情更加坚定了我不学习的信心。
　　 除了周星驰，印象最深的就是张艺谋和王家卫的电影。张艺谋是一个暴力型的导演，他的片子总是直击心灵，让人从内心深处感到震撼。王家卫则善于营造氛围，温情脉脉是适合我们胃口的，只是小资一旦过火未免显得造作。
　　 有一天，我们弄来一套《樱桃小丸子》。一看之下，竟然发现我和樱桃小丸子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小丸子在屏幕里大叫：“我就是这样的女人。”我想我和她是属于同一种类型的女人：懒散，任性，有点小狡猾。还有就是，都长得不太漂亮。最后这一点，是我在经过无数面镜子后被迫承认的事实，而承认了这个事实的直接后果便是自暴自弃地吃一切利于发胖和长痘的食物。
　　
　　 夏天的夜晚，我和孟菲穿着拖鞋短裤，拎着啤酒瓶咣咣当当地走在回宿舍的路上，互相交换着从各种渠道得来的笑话。有时候，宋熙熙也会加入其中。宋熙熙长有香港影星舒淇似的大嘴，同时也犯有台湾作家林清玄的毛病：好升华。常将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然后感悟一番。久而久之，让人腻味。但除此之外，她其实还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人。常常在清晨听到此人在床上大叫：“昨晚我又做了一个春梦。”
　　 这个时期，我读陈染和方方的小说。这是两位写作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家，但她们都让我神思恍惚，不时陷入一种忧伤的情绪无法自拔，觉得人生不过如此，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迷上诗歌的同时迷上张楚。将他与韩东、于坚这些诗人相提并论毫不为过。张楚以倔强的姿态注视着现实，清醒而悲凉。何勇和窦唯也是我常听的，我奇怪的是这三个人都无一例外长得像个初中生，他们思想的深度正好和外表成反比。
　　 除了看书听歌，剩下的便是马不停蹄地睡觉，阿影常形容我“睡得好象死了一样”。与我睡得同样投入的是燕子。通常一觉醒来，发现其他人都去上课了，我便会躺在床上试探着叫一声：“燕子。”若她应声，我则安然从容继续睡去。燕子亦如此。我俩互相安慰，相依为命地睡去了许多节课。
　　 当“作弊可耻”、“以优异成绩向祖国人民汇报”等大幅标语在校园横行的时候，期末考试便气势汹汹地扑将过来。我们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复习。在这里，我要由衷地感谢我的一位名叫莲子的女同学。四年里，正是她上课认真听讲，做好笔记并在考试时无私地奉献出来，才使得我们次次考试均能顺利过关。她简直成了我们系学习的代表。在外国文学史讲到《简爱》时，莲子在笔记本上注明：此书已被晓洁借去。结果待到期末，全系的人都知道郑晓洁借了莲子的《简爱》，因为几乎每人都复印了一本莲子的笔记。
　　
　　 真正让我无所适从、不知所措的是大四。一方面对即将逝去的大学生活百般依恋，另一方面又不知做些什么缓解由此而来的惆怅情绪。于是终日胡思乱想，这样导致的后果只能是更加惆怅。
　　顺便提一下，在小学到中学的这一段时间里，我目睹了父母无数次的争吵。起初我只是哭，后来便设想我若在他们吵架的当儿跳楼死掉，他们会不会后悔。当然我并没有把这种想法付诸实现。最后我开始不耐烦地想：他们为什么还不离婚。可能我对爱情的不信任正缘于此。两个人能长相厮守，大概开始是因为爱，后来爱就渐渐变成了习惯和责任，何来一生一世的爱？我想我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下开始和江黎交往的。
　　 开始和结束我都清楚此生将不会与江黎长相厮守。我一边狂热地和他谈情说爱一边冷静地盘算着何时分手最为妥当。常常是半夜三四点钟，我蹲在宿舍走廊上和江黎通电话，孟菲她们便拿一件衣服或一张凳子给我，末了还叹息一声。我却毫不在乎，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