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衣社》写作札记（一）

　　《蓝衣社》写作札记（一）
　　
　　一、
　　
　　2001年7月17日或18日的晚上，我和妻在福州市工人文化宫散步，顺便在旧书摊淘货。当时，已经告别商界近4个月了，我们一直处在无事的状况里。不知道因为怎样的机缘，这一天，我和妻商议，打算写一本“畅销书”。
　　写字也者，我不陌生，但也决计谈不上熟悉。几年来，和建筑一样，它只是兴趣，是无事时的消遣。况且，在商海沉浮近5年，又生来就是一个功利的人，早就不把写字当作正经行当了。
　　那晚，天气似乎很闷热。我们计议去游泳，但终于没去。从席殊书店买了一本书后，在豪客来餐吧，两个人喝茶到深夜。
　　谈的很随便，于是，计议就很模糊。
　　
　　二、
　　
　　商业上，我是彻底失败的。虽然有过几次的繁华，但那繁华却短暂，久的惯的，是失意、寂寞。虽然如此，一种商业的眼光，却毕竟是顽固的。大约是7月21日这一天，我对打算动笔的这个书稿，做了一个粗线条的规划。
　　规划完全是为了书稿符合一本畅销书的要求。第一个是题材。几乎不假思索，我选择了一个极端秘密、然而影响重大的民国青年组织------蓝衣社。我要勾勒它从酝酿、萌芽、崛起到转折、没落的全过程。
　　选择这个题材，不仅因为它有阅读兴趣上的自身激发力------我们时代相当多数的青年，对秘密组织、青年群体有着天然的接触兴趣；不仅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题材的“富矿”：它是军统局和青年团的前身。这两个民国时代权倾一时的组织，大多数人都不乏了解，但很少人知道，它们发轫于一小群黄埔青年，发轫于凄迷年月的热血与抱负。
　　是的，选择这个题材，是因为那一小群青年，------最早不过是一个26岁的青年，和他的未婚妻，然后是大约40名青年------他们那种气质、风格、理想。虽然随着自己风尘中的辗转磨砺，已经渐渐被自觉地远离，但毕竟，那是过我的向往。
　　我熟悉着那些青年。对于破碎、蒙昧的民国历史，我也有着拂去尘土、直面真相的兴趣。一方面，它符合一本畅销书的题材要求；另一方面，那些面容、那个时代，可以保证我写作热情的延续。这就是选择这个题材的基本原因。
　　
　　三、
　　
　　题材之后，别的规划就简单得多了。规模上，是30余万字；布局上，借鉴作画的“渲染法”，以背景、组织、个体为三个对象，交错描写，勾勒一个宽阔、切割式的叙述结构；其中又以那个青年群体，特别是蓝衣社6任书记的个人面貌、变迁、命运为主要内容，以始终维系读者的阅读热情。
　　另外，是语言上，采用古典语言的“现代版”，毕竟这还是普适性最强的语言。在结构上，以时间的迁移为主线索，然而这迁移，必须有着血肉一般的鲜活。
　　这四个方面，是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没有变化的内容。但，计划的第五个方面，即写作进度，却和后来完全不同。最早，我仅仅打算写一个最普通的“纪实文学”，我打算早早地了结这个书稿。于是，我给自己开列出来的完成时间，是100天。
　　
　　四、
　　
　　2001年8月9日，那个闷热的午后，在我租来的二居室寓所里，我开始了《蓝衣社》第一稿的写字。当时，所有生计的艰扼，已经都在我们的头上了。我的父亲资助给我一台计算机，而未婚妻的父亲，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开始源源不断地给我们寄钱。那是一个有些地位的家庭，亲朋好友中，更有几个上市公司、大企业老板。然而因为正直，他们却决计谈不上富裕。
　　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和我贫寒的家庭，支撑起了我们此后几个月的日子，我的写字。我一生都很少如此依赖别人过，于是，对他们更充满着超越感激的亲情。
　　写字一开始是顺利的。每天，我在计算机上，都能敲打出5、6千字。不久后的一个“工作日”，甚至写出了一万四千字。这些文字，颇有些感染人的力量，也感染了自己。正是这个感染力，使后来的我不仅找到了一个大编辑，而且能把这个书稿一直地写下去。
　　但是，一个在一年多时间内，最困扰我的问题，在写字进行到大约9万字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资料。
　　
　　五、
　　
　　前9万字的写字，虽然很显粗糙，但因为我最早把它设想为一个最普通的“纪实文学”，也就能在自己这里过关。但是，不知觉、不经意写出来的一些人物，形象，激情，历史，毕竟感染了我。到9月来临的时分，我已经“进去”了。我决心把它写成一本反映自己过往生命的书稿。有没有杂志要，能不能畅销，都已经是其次的问题了。
　　这样，写出一些鲜活的面貌，一段沉重而鲜活的历史，就成为我的追求。在追求的背景下，资料的难题进一步地凸显出来。
　　国内大多数的出版物，对于蓝衣社，都只有创始过程的介绍。而后，简单地加以一个“组织”的定义。但在前9万字的写字当中，自己知道了并非如此。于是，寻求40个青年创社后的历史痕迹，他们升腾、崛起、转变、没落的全过程，就变成了我的要求。
　　然而寻觅一直是没有结果的。40个青年此后的身影，一直是渺茫的。虽然有一些片段、一些事件，然而，一则太少，二则痕迹很淡。在那些资料里，他们，都是作为配角。
　　鼓勇继续写了一二万字，无数次寻找资料未果以后，我进入了一种昏沉的状态。我以为，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写成一个让自己喜欢的东西了。反过来，只要凭借已经写出来的、大致可观的十万字，就能掩盖后面的拙劣。
　　此后的一个多月，我艰苦、失落地编造了10余万字。
　　
　　六、
　　
　　毕竟要投稿。12月到来的时候，我已经无法再写下去了。这一个月，我和未婚妻无数次地散步、喝茶、喝酒、淘旧书摊上面的货色，每周两次到三次地和建筑界的朋友聚会，在夜总会里哈哈大笑，只是半夜时分，坚持要找一个过去的“小兄弟”送自己回到住处，并且决计不肯和“小姐”们多说任何一句暧昧的话……
　　日子又回到了过去的轨道。但，12月20日，我终于把自己也很不满意的22万字书稿寄出去了。
　　我把它寄给了周昌义先生，《当代》杂志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曾编辑过《尘埃落定》、《国画》、《流浪金三角》等或获得国内大奖、或极为畅销的书籍的人。我不认识他，多少年了，我已经和编辑界没有任何交道了。我是在席殊书店里先后购买了几本畅销书后，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的。
　　而且，如果不是一小段时间以前，在天涯的一个网友采访了他，我还不知道，他就是“周洪”！一个我在90年代初就阅读过作品的人。
　　后来的事实表明，如果不是这个恶劣的手稿、几乎谈得上不知天高地厚的投稿，这个书稿，几乎不可能产生。
　　
　　七、
　　
　　我想，我是到死的时候，都会记忆着周昌义先生的那么一个人。2001年12月30日的午后，就是我把那个现在看来已经惨不忍睹的书稿寄出去9天以后，我正在睡觉，未婚妻匆忙地走进卧室，叫醒了我：“快！北京《当代》！周昌义的电话！……”
　　当时正是午后2点钟。我后来怀疑，周先生是一上班就给我打电话的。当时却是懵懂中，过去接了电话。
　　周先生在电话里的语气，显得有些激动。他几乎没有客套，就开始谈这个书稿。他没有看完，他刚好只看到了前头的10万字，但他打电话来了。
　　他一个一个问题地谈，政局的混乱、民国的腐败、侵略的威胁、青年的意气……他一句话就说出了我到那时为止4个多月的写字过程：“你原来是想很平淡推进的，但是写的过程里，一些东西就不断地冒了出来。……”
　　他一口气地把所有“通俗写实”的东西都撇除出去，看到的只是那十万字里很少文字的、动人心魄的部分。他说：这是这本书的神采。
　　他慷慨地谈到：这本书，“好好地改一改，把自己的感觉都写出来”，就很可能是一本很畅销的书。
　　这一个午后，在电话里，周先生整整谈了两个多小时，我几乎一直就没有插话的机会。然后，电话刚刚完，我一下子处在不知所措的状态里。此时，一直在一旁的未婚妻，略略地翻阅了一遍我的谈话记录后，就兴奋地对我说：“从你写这本书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
　　当天傍晚，在茶馆里，我们对话的时候，我严肃地告诉她：“即使这本书能畅销，我还是觉得，我是一个一点都不懂得文学的人。”我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叫“文学”的东西存在着，但我不知道它是怎样的。这本书，只是商品，不是文学。
　　这是很客观的一个说法。但那个傍晚的我们，决计没有想到，这个书稿，还会有十一个月、近一年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