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印度不像中国老用西方模特

保卫中庸之道
　　
　　 印度已明显落后了，唯独在一个方面是例外，他们对之感到特别自豪，那就是在广告中不使用西方模特。
　　
　　韩索金的“怀疑”和“分歧”是认真思考的产物。礼尚往来，我应有所回应。不回应就不能把讨论推向深入，也是对这种认真思考的态度的不敬。
　　韩文的第一点是：“文明研究虽然不是实证科学，还是应该回到批判精神的轨道上来，而真正的批判精神是不能把自己放过的。”
　　应指出的是，《“历史”化内叙利亚文明》（2月6日发表）一文是从根子上对一个流行观念的批判。这流行观念是什么？即，凡是外国的，就是好的。譬如工业品一沾上“进口”二字，顿时身价倍增；若是“原装进口”，身价就更上一层楼。究竟性价比怎样，许多同胞并不愿意花脑子思考。有时明明知道买洋货极不合算，也仍有大把的人勇往直前。这哪里是买东西。这是买符号。在很大程度上，这符号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它源自我们心中自卑的魔鬼。这正是《叙利亚文明》以及作者其他文字所要竭力祛除的。再譬如若某人帅气，常常有人用“长得像外国人”来形容，根本不顾那蓝眼睛里有没有一丁点儿灵气。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用高鼻子蓝眼睛作模特的广告（有时是巨幅广告）实在是铺天盖地，无孔不入，以至近年来印度人来中国访问，对中国的经济成就赞叹不已，说印度已明显落后了，唯独在一个方面是例外，他们对之感到特别自豪，那就是在广告中不使用西方模特。
　　我不知道这种批判能否算“不放过自己”的批判。
　　如果这不算数，那么清末、五四以来我们什么时候放过自己了？我不打算跟先辈们过不去。当年他们说，一部中国历史里只歪歪斜斜写着“吃人”两个字，那显然是矫枉过正。现在，《叙利亚文明》一文只想说，西方文明在根性上有一种非是即非的思维，有一种好斗好战的倾向。说这话时它有一个重要假定，即清末、五四以来中国文明的毛病乃人所皆知（“中国文明远不是完美的，以此故，未来的中国文明应一如晚清以来那样，继续吸纳其他文明的合理观念和有效制度，继续吸收利用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自引），无需赘述。明白了这一假定，就不难明白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该做的事情。在21世纪的今天，继续进行“不放过自己”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深入全面地认识西方文明从而深入全面（而非情绪化）地看待自己文明的任务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只是破坏容易建设难。常言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学会客观地看待自己的文明及所有人类文明，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韩文“不认为中庸是中国文化的专利，甚至怀疑中国文化是否提供了落实中庸之道的具体途径。”
　　这里，“中庸”、“中庸之道”应指原文的“中道”、“中和”。在现代汉语里，“中庸”、“中庸之道”早已沦为贬义词，有不顾原则和稀泥的意思，但我愿意中性甚至褒义地使用“中庸”和“中庸之道”。我认为，中庸之道是一种值得捍卫的文明特质。但我所理解的中庸之道并非是绝对的。它是一种理想中的文明品性，既讲原则，又讲灵活性。尽管实际操作起来并非那么简单，那么容易，但有没有这么一种理想，是很不一样的。否则如何解释在前现代条件下中国何以能够长期维系一个巨大的统一国家？没有一种平正中和的思维方式或一种中庸的思维方式，可能吗？如何解释一些有着叙利亚基因的国家竟然非理性地保持如此巨量的核弹？是的，中国发生了的惨剧，可原因应到哪里去找？是不是应该到此前六七十年间西方思潮大量涌入，传统文化偏离正道，文化生态遭到摧残里去找？中国历史上是发生过暴力革命，可哪个文明里没发生过暴力革命？尽管如此，这似乎仍是中庸之道的反证。可人远非完美，而有严重缺陷，也许还得进化几千年才大致过得去，因此不妨设想，如果没有中庸之道，实际情况会糟糕不知多少倍。因为，同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存状况要艰难得多。如果连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都没有了，不，做什么？
　　应当指出的是，韩文注意到了并承认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文明对各种宗教持宽容的态度。这里不妨用郑和下西洋的所作所为来印证。郑和舰队在斯里兰卡逗留时，留下了著名的“郑和布施碑”（永乐七年二月亦即1409年3月立，后在斯里兰卡南部海滨城市加勒的克里普斯路发现；碑高约145厘米、宽约76厘米、厚约13厘米），碑文分别用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写成。中文碑文说的是，郑和等受明代皇帝派遣，下西洋时来到斯里兰卡巡礼圣迹，布施香礼，以竖碑记之的情况；泰米尔碑文表示的是对泰米尔人信奉的婆罗门教保护神毗湿奴的敬献；波斯文碑文则表达了对伊斯兰教真神的敬仰；后两种文字也都记载了郑和一行向两种宗教神灵敬献祭品的情况。斯里兰卡历史学家洛娜·德瓦拉贾认为，这块石碑反映了明代中国人对各国人民及不同宗教的尊重，反映了郑和一行希望其所从事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不至于受宗教对立的影响，体现了中国人的宗教宽容精神，也体现了明代中国人宽广的世界胸怀。恰成对照的是，郑和之后不久、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相继来到斯里兰卡，他们不仅血腥掠夺当地的物产资源，更强迫当地人改信基督教。中国人对待宗教的这种宽容态度难道与中庸、中和、中道的思维方式没有一点关系？
　　中庸之道的确不是中国文明的专利，可是在哪个文明里，这种思维能像在中国文明里那样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样深入人心？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杀过人，并非没有发生过悲剧，可是哪个国家或文明历史上没有杀过人？哪个国家或文明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悲剧？文明研究就其性质来讲是宏观研究，应该从大处着眼。如果总是往小处看，就会见树不见林，就会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如果不能从高处着眼，可以干脆不做这种研究，因为你反正逃不掉种种反证的纠缠。事实上，施本格勒、汤因比就因其着眼点太高，立论太过宏观，引来了无数批评，但他们最终仍纠正了西方知识分子对非西方文明的错误认识。
　　韩文还认为，人文学者立论往往“突出的主观立场和态度”，但它同时也注意到，自然科学“也客观不到哪里去”。的确如此。“太阳从东边升起”是绝对真理？恐怕不是。因为谁也无法验证十亿年、二十亿年或三十亿年后情况会怎么样。
　　第三点与第二点紧密关联，讲的是西方文明也懂得中庸之道，主要论据是曾为世仇的德法两国现在和好了：“西方文明看来还是可以化敌为友，融合互补，和平共处。我们把目光从欧洲两大国移向亚洲两大国—中国和日本—情况就令人沮丧了。”
　　德法和好是事实。
　　可是秦国、楚国、齐国、鲁国、韩国、赵国、魏国早在秦始皇时代便已和好，或者说已统一在一个实体中。相比之下，两千多年后的欧洲仍正在为统一苦苦奋斗。在可见的将来，它仍会为一部欧宪大伤脑筋；今后出台的新的“欧盟宪法条约”很可能像去年在法国发生的那样，再次被全民公投所否决。尽管如此，我仍愿充分肯定德法和好的进步意义，正如《地缘文明》（上海三联书店即出）一书所表明的那样。文明的确可以进步。在一定条件下，娼妓也能变得像一个纯洁少女。可是要让一个没有经历过坎坷的文明脱胎换骨，谈何容易。如何解释近年来右派的兰德公司在一份报告中建议，若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应先发制人，对中国主要城市（并非军事基地）进行核打击，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不留下类似于伊拉克那样的“后患”？本来两三百颗核弹就足以把地球炸回石器时代，可为什么美国保有七千多颗战略核弹及无数颗战术核弹？与美国核力量相应的是，俄罗斯也保有约七千颗战略核弹及相应数量的战术核弹。我不知道摊到每个地球人头上的核当量有多少。这些核弹足以把地球毁灭上百次。这是可理喻的？这是中庸之道？不以思维方式来解释，如何解释？
　　近年来中日关系恶化也是事实。
　　日本文明虽然从中国文明借鉴了大量的东西，但日本文明毕竟不是中国文明，而德法却属于共同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况且日本是岛国，与东亚大陆有较大的距离，而非像德法那样彼此接壤，这并非有利于中日之间逐步建立一种利益共同体关系（可参看《地缘文明》“东亚共同体”一章的讨论）。可是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中日关系是好的。中日交流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其中大部分时候是好的。更应看到，目前中日经济一体化程度已相当高，以后还会越来越高；最近日本舆论界从国家利益出发，反对小泉参拜的声音越来越大。这都是有利于中日关系的改善的。从短期看，中日关系似乎不容乐观，但从长远看，中日未必不能像德法那样和好如初。至于“愤青”式的极端言论乃至举动，这正是能理性地思考，能进行“不放过自己”批判的人们所应努力反对的。作为对这一点的直接回应，我愿把《地缘文明》的后记《中国的未来在于少点口水，多点脑子》挂到网上，与同仁共勉。
　　韩文还有一个论点，即历史上中国人打不过外敌时才讲“和”。言下之意，中国文明在根子上并不是一种追求合和、祥和的文明；若打得过敌人，就不会讲“和”了。可是郑和七下西洋（顺便说一句，1403 – 1433年间郑和舰队的七下西洋早于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八十七年，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八十三年；中国舰队的规模也远大于八九十年后西方人的远洋航行；开启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是郑和而非哥伦布或达·伽玛；从宏观文明史看，西方人的远洋航行只是“跟进”，尽管结果很不一样）时，中国舰队的军力不知比沿途国家甚至比同时期西方国家强多少倍，但全世界历史学家不都公认中国舰队的行为堪称和平主义的典范？全世界历史学家不都公认中国人的行为与西方人“发现”新大陆后杀人放火，灭绝当地文明的做法有天壤之别？更重要的是，不能以一时成败论英雄。历史上农耕地区的汉人总是面临游牧民族的军事挑战。马背上的民族全民皆兵，相对于农耕民族享有巨大的军事优势。它们来无影去无踪，一不小心就杀到京城，把皇帝皇太后也掳到大草原去。他们强盛后会建立稳固的，甚至会建立全国性的如元朝和清朝，但最终无一例外，都融入中国文明的大家庭，从而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中国文明的成长做出贡献。我们知道，现代中国的版图就是清朝最终奠定的。为此我们应感谢满族人。
　　在751年唐朝与“黑衣大食”的塔剌斯河战役中，唐朝的确打败了，可最终说来，新疆到底归谁？目前中亚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已相当高，从长远看形成一个中亚与中国的紧密经济共同体并非不可能。
　　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哈马斯并非要“消灭”以色列再实现和平。他们并非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利，只是需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以色列归还被其占领的巴勒斯坦。
　　
　　附录：《关于〈“历史”化内的叙利亚文明〉一文的几点质疑》关于“历史”化内的叙利亚文明 一文的几点质疑
　　我们现在尚无法肯定中国会走一条根本不同于西方的富强之路。经济上，早已上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全球化的套，而且套得越来越牢。沙文主义式的民族主义会不会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而抬头？将来会不会跟别国发生冲突？网上愤青的极端言论就令人担忧，谁敢担保将来不出问题？所以，文明研究虽然不是实证科学，还是应该回到批判精神的轨道上来，而真正的批判精神是不能把自己放过的，汤因比对西方文明的缺点有警惕和戒心，中国学者对东方文明也不能看得太简单太乐观。对于夏耷关于文明的看法直有两个怀疑，一个分歧，心中不吐不快。
　　　　第一个怀疑，我们根据作者文明论的看法，似乎得出一个结论，由叙利亚文明衍生的以一神论宗教为特征的文明就一定争强好斗，成为古往今来西方和中东地区的纷争之源。作者举的例子也是事实。但是，我认为人文学科有一个不大严谨的缺点，立论人往往具有突出的主观立场和态度，自然科学虽然也客观不到哪里去，不过一条法则在认定之前还是需要经得住各种各样的例证检验。
　　　　我现在就提出一个反例，请作者加以解释——欧洲的法德关系和亚洲的中日关系。按照作者的观点，基督教文明地区冲突不断，历史上的法德关系就的确如此，从时代、 普法战争、 到两次世界大战，比中国和日本打得还要多，真是冤冤不解的夙敌。可是二战之后德国进入阿登纳执政时期，法国进入戴高乐时代，两国对这种两败俱伤的历史争拗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捐弃前嫌，精诚合作，决心共同建立自由和平的新欧洲，这就是欧共体及现在欧盟的产生背静。今天人们乘“欧洲之星”高速列车穿梭与法德两国边境比中国内地人去深圳香港还要方便自然，因为没有关卡检查，而且欧盟的推动者还主张在边境淡化民族国家标识，故意让人弄不清是否到了另一个国家。至于货币、信息、人员就业和入学的自由就不必说了，一个德国人在法国留学或就业期间可以跟当地人一样，享有地方政府和立法机构的选举权！这在欧盟各国已经成为通例，儒家说的大同世界我想这一点可能最接近了。西方文明看来还是可以化敌为友，融合互补，和平共处。我们把目光从欧洲两大国移向亚洲两大国—中国和日本—情况就令人沮丧了。中日关系怎么样，在此不用多说了。我只想提醒，这两个国家可从未受叙利亚文明母体的影响，没有一个真正强大的西方式的宗教体系。中国在宗教方面具有高度的世俗性包容性，大家很清楚，日本虽然有人神不分的神道，它也接受儒家，也接受佛教，也就是说很庞杂，没有西方人那么宗教狂，那么偏信。看来，文明的冲突与融合远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以一神论宗教的划分来下药恐怕会遇到意想不到麻烦。
　　　　第二个怀疑，夏耷提出中庸之道是实现和平的办法，我原则上同意，但是不认为中庸是中国文化的专利，甚至怀疑中国文化是否提供了落实中庸之道的具体途径。中国人爱和平，我想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公然说他们不爱和平，连哈马斯也不能例外，他们充其量说先消灭以色列再实现和平。不要忘记，中国社会历来也讲暴力革命，过去两千多年朝代更替无论是揭竿而起还是宫廷政变都常常血流成河，明成祖夺位时在南京照样大屠杀，还有更近的“扬州十日”，未必比十字军东征死的人少。就是目前关于《物权法》立法争论都开始带有火药味了，什么上街呀革命呀，恨不得再来一次暴力运动，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似曾相似。多的不讲，谁要是在中亲自吃过亏他就会怀疑中国人的中庸，来抄家，翻他的私人日记，查看有没有言论，给马思聪教授嘴里塞草，逼他吃，跪玻璃渣，枪毙女“”时先割舌头，枪毙后还有人来割乳房泄愤。要是巴金建立博物馆的想法得逞，你参观了之后你就不敢信口说中国人有多温文尔雅了，你的历史健忘症可以暂时得到缓解。
　　　　最后我要讲一下我对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实践状况的理解，这是我跟作者的一个分歧。我首先承认中国人还是讲中和的，而且在国际上也一贯讲求同存异，的确着眼与“和”。不过其中绕的弯子未必大家都清楚。一位研究生写了关于中美文化的权力距离差异的论，我对该文有一段评语，权且在此引用：“我对中国人十分钟爱的箴言——求同存异——有不同解释。中国对内求同，对外存异；美国对内存异，对外求同。对内求同，即要求全国上下保持高度一致，这就必须运用巨大的权力（往往需要暴力）才可能实现，所以套用跨文化交际术语来说，中国的权力距离自然很大。对外则只能凭实力说话，国力不济，则避免跟人纠缠斗狠，只能跟列强们“存异”，在国际上显得温和。自秦汉以降，求和为主旋律，唐太宗朝天宝年间（751年）跟中亚穆斯林打了一仗，输了，中亚及新疆等地成了穆斯林的地盘。19世纪以后的事就更悲惨了。汉人无论是对北方其他强悍的少数民族还列强都只有求和的份，不能改变别人的想法，也就跟别人“存异”算了。至于美国，国内没有任何人或政党能够去统一全国的意见，各个族群和利益团体只能像生意人一样在每笔交易上讨价还价，不可能统一起来，凡事有个微弱多数支持已经难得，由于权利距离太小，他们只好“存异”。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大致统一呢？对外！连对外作战时还有反战派到处抗议，政府拿他们也没办法。在国际社会上，美国奉行霸权主义，它要别国跟它保持一致才感到安全。如果哪个国家想充当另类，美国就会视为眼中钉，予以打击，对比它弱小的国家奉行“求同”政策。结论是中美两种文化都拥抱求同存异的价值，可是在实践的内外区别上正好相反，其权利距离差异是原因。” 这就是我对中国文化“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