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为什么唐朝遇见阿拉伯一触即溃”即怛罗斯之战(转载)

　　发生地：怛罗斯的所在地还未完全确定，但应在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唐朝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城附近，接近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的附近地区。战役的发生时间在751年7月-8月（唐玄宗天宝十年）。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胜利。
　　当时世界：公元6到8世纪，是西欧人眼中的“黑暗时代”。然而西欧之外的世界此时并不“黑暗”，欧亚大陆上有三个大帝国正处于兴盛期。除去固守东南欧和近东的拜占庭，另外两个便是大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
　　当时中国：751年时的中国，正是盛唐的天宝年间，处于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在李隆基统治的时期里，唐朝的国力达到了顶点，也进行了多次的对外用兵。但大唐至少在那时还是“大”唐，当时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强国。
　　当时帝国为了保卫长安必须占领河西，为了保卫河西必须控制青海，为了控制青海必须占领西域来分吐蕃（今青藏高原）帝国的兵力，使其不能并兵向东扩张而已，唐代名将郭元振就这个问题和吐蕃（今青藏高原）大相论钦陵谈判过，如果吐蕃（今青藏高原）国放弃青海，唐帝国就放弃西域。高宗年间，东、西突厥汗国先后被中国所灭，伊吾（哈密）、鄯善、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西域小国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或被迫投降唐朝、或被武力灭国。唐朝从此建立了以安西四镇——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为核心的西域统治体系，安西都护府坐落在龟兹镇。尽管正统的世界史学家大都认为安西都护府辖境不能算唐帝国的正式，只是唐帝国的外围保护国而已，但直到开元、天宝年间，这一带始终处于中华文化圈之内，受中国文化影响。
　　当时阿拉伯：自穆罕默德先知和四大正统哈里发以来，穆斯林已经控制了亚述人、波斯人和罗马人想都没敢想过的辽阔版图，从阿拉伯半岛上的几个部落扩张成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空前帝国，向西占领了整个北非和西班牙，向东则把整个西亚和大半个中亚揽入囊中，地中海成为了阿拉伯人的内湖。阿拉伯帝国成为中国、吐蕃之外影响西域的另一极强力量。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在东方的最高长官哈贾吉·本·优素福应许他的两个大将——穆罕默德和古太白·伊本·穆斯林，谁首先踏上中国的，就任命谁做中国的长官。于是前者征服了印度的边疆地区，后者征服了塔立甘、舒曼、塔哈斯坦、布哈拉等大片中亚地区，但谁都没能跨过中国的国界。开元三年和五年，突骑施联合吐蕃、大食兵向安西四镇发动过两次战争，均被击退，开元五年战事见于《资治通鉴》，另有新出吐鲁番文书亦涉及此次战役。
　　战役起因：天宝初年，吐蕃以武力迫使小勃律（今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与之联姻。由于小勃律地处吐蕃通往安西四镇的要道，于是西北二十余国皆臣服于吐蕃，中断了对唐朝的贡献。在当时的四镇节度使田仁琬曾3次讨伐均未成功的情况下，高仙芝（高句丽遗民）于公元747年（天宝六年）被玄宗任命为行营招讨使，率步骑一万进行长途远征。高仙芝从安西出发，仅用百余日便到达连云堡（小勃律西北部今阿富汗东北的萨尔哈德）。连云堡地势险要，且有万人吐蕃兵防守，但高仙芝指挥下的唐军作战神勇，半天时间便攻占了该城。此后高仙芝率兵继续深入，越过险峻的坦驹岭，进入阿弩越城，平定了小勃律国，活捉小勃律国王及吐蕃公主。此役之后，唐军在西域威名更盛，高仙芝也被提拔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天宝九年（750）高仙芝再度奉命出军，击破亲附吐蕃的车师国，俘虏其国王勃特没。这两次艰难的远征使得高仙芝在西域获得了极大的声誉，也标志着唐朝在中亚的扩张达到了顶点。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塔里木地区、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的占有人和塔什干的宗主，她控制了帕米尔山谷地区，成了吐火罗地区，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保护者，高仙芝俨然是大唐在中亚的总督。几乎同一时期，阿拉伯国内发生革命，750年阿拔斯王朝（旗帜尚黑，中国史称黑衣大食）取代了倭马亚王朝（旗帜尚白，中国史称白衣大食）。在初步解决了吐蕃方面的问题之后，高仙芝打算利用这一大食易代、河中叛乱的千载难逢良机，剪除大食羽翼，逐步恢复唐朝在岭外地区的。于是一个名为石国的西域小国成了牺牲品。公元750年，唐朝统治者以西域藩国石国“无番臣礼”为由，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领兵征讨，石国请求投降，高仙芝允诺和好。不久高仙芝违背承诺，攻占并石国城池，捋走男丁，格杀老人、妇女和儿童，搜取财物，俘虏石国国王，751年正月，高仙芝入朝，将被俘的几位国王献于玄宗面前，并因赫赫战功被授予右羽林大将军，并将石国国王斩首。此时高仙芝达到了征战生涯的最高峰。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遂向大食（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求救。大食援军计划袭击唐朝西域四镇，高仙芝先发制人，主动进攻大食。高仙芝率领大唐联军长途奔袭，深入七百余里，最后在怛罗斯与大食军队遭遇。唐朝要在中亚树立霸权就必须击败阿拉伯，而阿拉伯要完全控制中亚则必须击败唐朝的挑战。
　　兵力对比：唐朝主将是高仙芝，副将李嗣业，别将段秀实，兵力为安西都护府二万汉军，外加盟军拔汗那以及葛逻禄部一万人(阿拉伯史籍是10万，杜佑的《通典》记载唐军为7万人，《段秀实别传》是六万人，《旧唐书.李嗣业传》是2万，《通鉴》是3万，《唐历》记载是三万)。”，《新唐书.李嗣业传》记载唐军人数也是两万。（资治通鉴·卷216）记载“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蕃兵指的是唐朝附属国军队，蕃、汉三万意思是唐朝附属国军队及唐军自身兵力总共是三万人。)以史料记载高仙芝时代“凡镇兵四十九万，安西节度兵二万四千”，即使以最高估计，安西四镇也没有超过三万的兵力，而且不可能倾巢而出，不留守备。实际上杜佑《通典》中的七万军队记载，并不是来自于杜环，杜环则被阿拉伯俘虏之后，杜环的经行记残本也没有记载此战的唐军人数。
　　杜环被阿拉伯军队俘虏，游历中东、非洲十余年，著有《经行记》，记载自己在国外的见闻。因此很多人就说《通典》中的记载来源于《经行记》，《经行记》是参战人员写的第一手史料，那当然确凿无疑了。但是，我个人还是倾向于正方二三万人的说法。为什么呢？
　　首先，所谓《通典》中七万人之说是引自《经行记》的说法是网络上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谣言，是完全错误的！《经行记》已经失传，只有被其他史料引用的1500多个字保留了下来，而这1500多个字里关于怛罗斯之战的记载很简单：“杜环经行记云：‘……天宝中，镇西节度使高仙芝擒其王及妻子归京师。……其川西头有城，名曰怛逻斯，石国人镇，即天宝十年高仙芝军败之地。……’”（通典·卷193）也就是说《经行记》的残留文字中根本就没有这场战役唐军兵力的记载。而且，杜佑在《通典》中引用他书文字时都会明示的，而“高仙芝伐石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这句话并没有注明是取自他书，尤其是《经行记》；也没有说明他是听谁说的，有可能是杜环也有可能不是啊。总之，这句话的消息来源不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将《通典》中的这个记载说成是出自《经行记》，并奉为确凿无疑的“第一手资料”是完全错误的！有人要质疑了，既然《经行记》失传了，那么《通典》中的记载也不能说肯定就不是出自《经行记》，就算不是也有很大可能是听杜环说的啊。他家亲戚是参战者，他写这次战役的时候能不去问一下吗？况且杜佑是德宗、宪宗时期的朝廷宰相，写《通典》的时候距离怛罗斯之战才几十年，差不多算是高仙芝的同龄人了，几乎可以算是历史亲历者，新旧《唐书》《资治通鉴》这些正史的作者都是几百年以后的了，我们凭啥不信杜佑？这种质疑很有道理，但我要说：第一，杜环的生卒年不详，有可能杜佑写《通典》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杜佑没法向他咨询。第二，不论《通典》中的记载是杜佑看的《经行记》，还是杜环直接告诉他的，总之我们假设七万人的说法确实出自杜环。问题是杜环说唐军七万，难道就真的很可信吗？杜环虽然参战，但也不过就是一普通士兵或者一低级军官。这么一个低级别人物，怎么可能知道全军兵力这种高度机密？对越反击战时我军一个连长会知道我军投入的全部兵力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杜环真的知道全军兵力，那也很可能是被俘后听阿拉伯人说的，要么就是高仙芝虚张声势。古代这种事很平常么，五万对外宣称十五万，吓唬吓唬敌人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杜环说的七万还不如《段秀实别传》里说的六万更可信，段秀实是高仙芝的副手，级别比他高得多。况且七万人还未必就是杜环说的呢，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假设。
　　第三，《通典》中关于怛罗斯之战的文字并不是单独出现，完整的内容是：“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竞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天宝中哥舒翰克吐蕃青海，青海中有岛，置二万人戍之。旋为吐蕃所攻，翰不能救而全没。安禄山讨奚、契丹于天门岭，十万众尽没。高仙芝伐石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杨国忠讨蛮合罗凤，十余万众全没。”这段文字中的加粗部分说了四个人打的四次败仗，这四次败仗的人数记载全部都与正史不符，相去甚远，这该作何解释？如果其他三次败仗《通典》记载的人数不可信，那凭啥高仙芝七万人的说法就可信呢？如果《通典》说的全都可信，那为啥正史都不采用呢？难道欧阳修、宋祁、司马光等等史家全部都造假？《通鉴考异》中提《段秀实别传》都没有提《通典》，就足以说明了史家的态度。第四，正史的编纂者虽然比杜佑晚了几百年，但他们编书时依据的资料可不是几百年后的，《旧唐书》的大量内容就是照搬唐朝国史啊，岂能以作者所处年代来作为可信不可信的标准？《通鉴考异》中明言：“马宇段秀实别传云：‘蕃、汉六万众’，今从《唐历》”，司马光为啥不信《段秀实别传》要信《唐历》呢？原因就在于两个资料的作者。《段秀实别传》很明显是私人所著的野史，尽管肯定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比起《唐历》那还是差远了。
　　《唐历》作者是柳芳，柳芳是什么人？他可是开元天宝时期朝廷的史官，负责国史的编纂，著有记载从武德到乾元150年的国史130卷。后来被贬出了朝廷，正好和高力士顺路，高力士告诉他了很多外人无从得知的朝廷秘闻，讲的还很详细。可是那个时候他编纂的国史已经送交档案馆保存了，没法要回来更改了，所以他就另著《唐历》四十篇。后来唐朝另一个史官崔龟从还写了《续唐历》三十卷献给了朝廷。《唐历》的时间可比《通典》和《段秀实别传》更早，还是高仙芝同时期的朝廷史官写的，可信度自然更高吧？你要说杜佑的七万人是杜环告诉他的，那我还说柳芳记载的三万是听高仙芝说的呢。别忘了高仙芝战败后就被调回朝廷当右羽林大将军了，柳芳和高仙芝喝个酒吃个饭完全正常。所以说，就中国史料而言，正史记载的“二三万”人的说法，可信性是远远大于《通典》和《段秀实别传》记载的“六七万”之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