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复兴的辩证道路上感谢日本
By zhh5342
at 2017-07-03 • 0人收藏 • 129人看过
尽管我们追溯中日交往两千多年历史,发现其中和平友好是主流,但是,如果我们取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这段区间,便会发现,战争与敌对,反倒是描述中日关系的热词。这里有两场战争特别值得一提。
第一场战争就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并于次年签订《马关条约》告终,中国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并割让台湾与辽东半岛。从此,中国堕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日本则成为世界列强中的暴发户,也走向了侵略扩张的不归路。第二场战争则是1937年以卢沟桥事变为发端的日本侵华战争,1945年战争结束的时候,日本战败,将其占领的归还给中国;从此,中国赢得了近代以来完全的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但是,日本的战争责任,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这使得今日的中日关系,依然笼罩在历史问题的阴影之中。
解开历史问题这个结,需要中日双方共通努力,日本这一边暂且不提,就中国这一边而言,目前有两种态度值得注意。
一种态度可以称为“悲情主义”,其起源于海外的近代史研究,近年来逐渐蔓延到国内的研究界。从悲情主义的角度看,日本太坏了,两次与中国作战的时间,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在中国将强未强的时候,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并两次断送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如,在1894年之前,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有了一些发展成果;北洋舰队,在其还未消灭之时,其赫赫威武的表面风光,就是形象代言;甚至有学者设想,如果没有甲午战争,让中国再安心发展十年二十年,等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中国也可以成为真正的亚洲霸主。再比如,1937年之前,经历了所谓“黄金十年”;在这期间,中国也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财富,似乎有些复兴的意思。以此观之,当年“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政策似乎也不无合理之处。当然,其中还有些颇为阴险但又不便明说的观点:如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对的,那么,后来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摆脱了被围剿的命运,合法走上中国的舞台,也就错了。同样有学者设想,如果抗日战争晚几年爆发,给时间彻底消灭所有反对自己的势力并整编国内的军事力量,也许不用等西方盟国的帮助,中国靠自己就能战胜日本;这样,战后中国的重建,也就没什么事情了。
另一种态度则可以称为“宽容主义”,为了帮助中日关系解套,有些学者建议不要过多纠缠历史问题,因为历史已经不会重演,日本现今已经不具备重走道路的条件;日本的和平宪法以及民主体制,可以成为两道保险;至于其他军事经济方面的制约因素,也还有很多,足以打消中国的顾虑。甚至有些学者迎合日本的官方,努力宣传日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尽管颇为讽刺的是,这个所谓“爱好和平”的国家,最近刚刚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并通过国家安保法案,赋予其重新参与战争的权利。
就表面看,悲情主义与宽容主义是对立的,前者通过悲情强化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后者则通过宽容来麻痹国人对日本的警惕;但实际上,二者有共同点,那就是研究者总喜欢从一些假设的前提出发,来理解历史。悲情主义者设想如果日本没有侵略中国将会怎样,或者设想如果日本晚几年侵略中国又将会怎样,可现实是日本就侵略了中国,并且日本在发动侵略的时候也没有跟中国商定一个合适的时间表。宽容主义者则设想如果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会怎样,可现实是在问题上,日本就不惜拉上美国,跟中国进行军事对抗;而问题,往深了挖掘,也还是历史问题,实质上反映出日本对于二战结果以及自己战败国身份的不承认与不接受。
按照马克思“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的说法,相关研究者假设历史的习惯,以及从这习惯派生出来的一些不符合现实的虚幻意识,其哲学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而这又是怎样一种生活呢?简单地说,就是长期积贫积弱,使得某些中国人很不自信,觉得中国崛起的现实,似乎还带有强烈的偶然性;由于过去中国运气差,曾经被一个侵略的日本阻断了复兴进程,现在,中国则希望从一个和平的日本那里乞求好运。这种心理也暗暗契合了西方宣传的“中国崩溃论”,似乎未来某天,人们一觉醒来,发现中国又回到了一穷二白的过去;尽管这一天总不到来,让某些对中国不怀好意的研究者,是既感到莫名其妙,也不可耐烦。
我们还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来看看中日之间的两场战争,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并且,从历史出发,我们来论证一下,为什么中国复兴是走在一条充满了必然性,同时也具有辩证意味的道路上。
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刘亚洲2015年7月1日发表在参考消息网上的《精神——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一文,其中这样说:“中华文明有一个特点:中华民族一旦遭遇外侮,就会迸射出自强之光。中国总是在接近谷底时获得重生。甲午一役,中华民族走到了悬崖边。一个人只有站在悬崖边才会真正坚强起来。一个民族也一样。断了退路才有出路。最惨痛的沉沦造就了最辉煌的崛起。中国被日本打败后,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大批中国有识之士源源不断涌入日本,开始了向日本学习的过程。”不错!如果没有甲午的惨败,中国这头狮子估计还睡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千年铁屋里,然后慢慢地死去。甲午战争很好地教育了中国人民,洋务运动带来的所谓“同光中兴”,原来不过是银样鑞枪头——中看不中用;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富强,首要扫除的障碍,就是中国落后的制度,以及相关制度的代言人,即满清贵族中的顽固保守势力。
从没有哪个时期像甲午之后那样,中国知识精英的变革意愿是如此的强烈和急迫;战后不过四年,“百日维新”爆发;而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于满清内部进行改良,以期实现目标,已经完全不抱希望,转而投向暴力革命。尽管李鸿章对于孙中山是采取的态度,但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也还是这个李鸿章,在南方各省牵头实行东南互保,并且在接到慈禧太后北上勤王的命令时,居然敢公开说:“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就此而言,他和孙中山一起,都算是满清的掘墓人。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诞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政府的时候,甲午战争的历史意义才真正得到彰显;因为,主导这次革命的各路仁人志士,很多都曾留学日本,并接受了从日本那里引进的西方先进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帮助中国结束了千年帝制,并不为虚。
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有“理性的狡计”的说法,后来被马克思很好地继承;从辩证法的角度看,人和历史的关系,这通常也是一种手段和目的的关系,需要颠倒地理解;表面上,人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在创造历史,历史是人满足其目的的手段;但实际上,历史狡猾地躲在背后,借助人的活动,也以人为手段,来实现其目的。以此观之,日本侵略中国,满足了日本的狼子野心,并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但是,日本这样一个行为,作为历史的工具,最终,又帮助中国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并缔造了一个新中国。由此,我们也能理解,在建国之后,为什么会说出感谢日本侵略的这样一番话。
1961年1月24日,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说:“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人民既不能觉悟,也不能团结起来,这样一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他出路,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作为一位卓越的哲学家和家,深谙事物发展总是波浪式前进,这样一番道理。二战期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给中国人民送来了希望,那就是在战争中日益成熟壮大的中国。在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之前,经过长征达到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只有区区几万人,但到了末期,领导的正规军超过一百万,这还不包括两百多万的民兵,解放区人口也扩充到一亿。这直接导致后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多了一种选择,那就是走道路。
马克思说过:“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采用这样一个比喻,历史的发展总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前进,在比较低级的阶段(相当于猴子),历史活动所带有意义,只有到了高级阶段(相当于人),才能得到充分认识。在哲学的意义上,孙中山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与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曾经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此后中国的独立与解放,都有这样一种逻辑蕴含关系;类似地,我们今天在考察和评价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也是将其作为中国现实的序幕来理解。
可见,历史问题绝非小事;因为,一旦我们抽掉了历史本身所带有的目的,这目的赋予了历史运动的必然性;我们同时也抽掉了作为目的的现实,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我们说历史虚无主义包藏祸心,其真实的祸心就在此;因为,否定今天中国走道路的合法性,最隐蔽同时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否定中国走向这条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那些哀叹日本侵华使得中国错失发展机遇的悲情主义者,以及将中国未来的前途寄托于日本善心的宽容主义者,其空疏与可鄙之处,也在此。与之对照,还是唯物史观有说服力,因为按照唯物史观,具有能动性的人,其现实的实践活动,势必使得人与历史之间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再次发生颠倒;当历史借助人实现其目的时候,具有充分自主意识的人,将明白,这又不过人自身所要实现的目的。既然中国从来就没有被历史假设吓住,错失什么东西;那也完全可以设想,在中国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需要寄托于任何外在力量,来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十八大以来,“中国梦”日益深入人心。不过,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越是接近梦想,阻力就越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国力还不是很强的时候,中日关系显得比较稳定;而随着中日实力对比翻过一个关键的节点,即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日本就有了强烈的危机感;日本重新燃起了军事化冲动,以图对中国加以制衡。这一幕似曾相识,莫非日本又想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再发动一场类似甲午的战争,阻断中国复兴的脚步?不过,正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借用并改造黑格尔的观点时,所说的那样:“一切伟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不管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抱有怎样错综复杂但又难以言表的心态,但这一次和前几次一样,日本想成为中国前进道路上绊脚石的企图,还是会演变出一个背反的结果,即日本成为帮助中国成长的垫脚石;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洞悉历史规律的中国人,已经能够跳出悲剧的魔咒,将日本的这一次挑战,变成一场笑剧。其实,这些年来,中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一些反制举动,比如派海监船巡航并将其纳入东海防空识别区,就已经充分展现了大国举重若轻的自信;中国并不惧怕与日本可能的战争,相反,借助战争气氛的渲染,中国可以更好地磨练军力并凝聚民心。可以说,有日本这样一个颇具实力的对手作为陪练,中国梦的完成,才会显得如此深沉与激动人心。
第一场战争就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并于次年签订《马关条约》告终,中国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并割让台湾与辽东半岛。从此,中国堕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日本则成为世界列强中的暴发户,也走向了侵略扩张的不归路。第二场战争则是1937年以卢沟桥事变为发端的日本侵华战争,1945年战争结束的时候,日本战败,将其占领的归还给中国;从此,中国赢得了近代以来完全的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但是,日本的战争责任,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这使得今日的中日关系,依然笼罩在历史问题的阴影之中。
解开历史问题这个结,需要中日双方共通努力,日本这一边暂且不提,就中国这一边而言,目前有两种态度值得注意。
一种态度可以称为“悲情主义”,其起源于海外的近代史研究,近年来逐渐蔓延到国内的研究界。从悲情主义的角度看,日本太坏了,两次与中国作战的时间,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在中国将强未强的时候,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并两次断送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如,在1894年之前,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有了一些发展成果;北洋舰队,在其还未消灭之时,其赫赫威武的表面风光,就是形象代言;甚至有学者设想,如果没有甲午战争,让中国再安心发展十年二十年,等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中国也可以成为真正的亚洲霸主。再比如,1937年之前,经历了所谓“黄金十年”;在这期间,中国也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财富,似乎有些复兴的意思。以此观之,当年“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政策似乎也不无合理之处。当然,其中还有些颇为阴险但又不便明说的观点:如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对的,那么,后来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摆脱了被围剿的命运,合法走上中国的舞台,也就错了。同样有学者设想,如果抗日战争晚几年爆发,给时间彻底消灭所有反对自己的势力并整编国内的军事力量,也许不用等西方盟国的帮助,中国靠自己就能战胜日本;这样,战后中国的重建,也就没什么事情了。
另一种态度则可以称为“宽容主义”,为了帮助中日关系解套,有些学者建议不要过多纠缠历史问题,因为历史已经不会重演,日本现今已经不具备重走道路的条件;日本的和平宪法以及民主体制,可以成为两道保险;至于其他军事经济方面的制约因素,也还有很多,足以打消中国的顾虑。甚至有些学者迎合日本的官方,努力宣传日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尽管颇为讽刺的是,这个所谓“爱好和平”的国家,最近刚刚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并通过国家安保法案,赋予其重新参与战争的权利。
就表面看,悲情主义与宽容主义是对立的,前者通过悲情强化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后者则通过宽容来麻痹国人对日本的警惕;但实际上,二者有共同点,那就是研究者总喜欢从一些假设的前提出发,来理解历史。悲情主义者设想如果日本没有侵略中国将会怎样,或者设想如果日本晚几年侵略中国又将会怎样,可现实是日本就侵略了中国,并且日本在发动侵略的时候也没有跟中国商定一个合适的时间表。宽容主义者则设想如果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会怎样,可现实是在问题上,日本就不惜拉上美国,跟中国进行军事对抗;而问题,往深了挖掘,也还是历史问题,实质上反映出日本对于二战结果以及自己战败国身份的不承认与不接受。
按照马克思“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的说法,相关研究者假设历史的习惯,以及从这习惯派生出来的一些不符合现实的虚幻意识,其哲学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而这又是怎样一种生活呢?简单地说,就是长期积贫积弱,使得某些中国人很不自信,觉得中国崛起的现实,似乎还带有强烈的偶然性;由于过去中国运气差,曾经被一个侵略的日本阻断了复兴进程,现在,中国则希望从一个和平的日本那里乞求好运。这种心理也暗暗契合了西方宣传的“中国崩溃论”,似乎未来某天,人们一觉醒来,发现中国又回到了一穷二白的过去;尽管这一天总不到来,让某些对中国不怀好意的研究者,是既感到莫名其妙,也不可耐烦。
我们还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来看看中日之间的两场战争,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并且,从历史出发,我们来论证一下,为什么中国复兴是走在一条充满了必然性,同时也具有辩证意味的道路上。
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刘亚洲2015年7月1日发表在参考消息网上的《精神——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一文,其中这样说:“中华文明有一个特点:中华民族一旦遭遇外侮,就会迸射出自强之光。中国总是在接近谷底时获得重生。甲午一役,中华民族走到了悬崖边。一个人只有站在悬崖边才会真正坚强起来。一个民族也一样。断了退路才有出路。最惨痛的沉沦造就了最辉煌的崛起。中国被日本打败后,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大批中国有识之士源源不断涌入日本,开始了向日本学习的过程。”不错!如果没有甲午的惨败,中国这头狮子估计还睡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千年铁屋里,然后慢慢地死去。甲午战争很好地教育了中国人民,洋务运动带来的所谓“同光中兴”,原来不过是银样鑞枪头——中看不中用;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富强,首要扫除的障碍,就是中国落后的制度,以及相关制度的代言人,即满清贵族中的顽固保守势力。
从没有哪个时期像甲午之后那样,中国知识精英的变革意愿是如此的强烈和急迫;战后不过四年,“百日维新”爆发;而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于满清内部进行改良,以期实现目标,已经完全不抱希望,转而投向暴力革命。尽管李鸿章对于孙中山是采取的态度,但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也还是这个李鸿章,在南方各省牵头实行东南互保,并且在接到慈禧太后北上勤王的命令时,居然敢公开说:“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就此而言,他和孙中山一起,都算是满清的掘墓人。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诞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政府的时候,甲午战争的历史意义才真正得到彰显;因为,主导这次革命的各路仁人志士,很多都曾留学日本,并接受了从日本那里引进的西方先进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帮助中国结束了千年帝制,并不为虚。
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有“理性的狡计”的说法,后来被马克思很好地继承;从辩证法的角度看,人和历史的关系,这通常也是一种手段和目的的关系,需要颠倒地理解;表面上,人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在创造历史,历史是人满足其目的的手段;但实际上,历史狡猾地躲在背后,借助人的活动,也以人为手段,来实现其目的。以此观之,日本侵略中国,满足了日本的狼子野心,并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但是,日本这样一个行为,作为历史的工具,最终,又帮助中国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并缔造了一个新中国。由此,我们也能理解,在建国之后,为什么会说出感谢日本侵略的这样一番话。
1961年1月24日,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说:“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人民既不能觉悟,也不能团结起来,这样一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他出路,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作为一位卓越的哲学家和家,深谙事物发展总是波浪式前进,这样一番道理。二战期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给中国人民送来了希望,那就是在战争中日益成熟壮大的中国。在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之前,经过长征达到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只有区区几万人,但到了末期,领导的正规军超过一百万,这还不包括两百多万的民兵,解放区人口也扩充到一亿。这直接导致后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多了一种选择,那就是走道路。
马克思说过:“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采用这样一个比喻,历史的发展总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前进,在比较低级的阶段(相当于猴子),历史活动所带有意义,只有到了高级阶段(相当于人),才能得到充分认识。在哲学的意义上,孙中山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与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曾经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此后中国的独立与解放,都有这样一种逻辑蕴含关系;类似地,我们今天在考察和评价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也是将其作为中国现实的序幕来理解。
可见,历史问题绝非小事;因为,一旦我们抽掉了历史本身所带有的目的,这目的赋予了历史运动的必然性;我们同时也抽掉了作为目的的现实,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我们说历史虚无主义包藏祸心,其真实的祸心就在此;因为,否定今天中国走道路的合法性,最隐蔽同时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否定中国走向这条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那些哀叹日本侵华使得中国错失发展机遇的悲情主义者,以及将中国未来的前途寄托于日本善心的宽容主义者,其空疏与可鄙之处,也在此。与之对照,还是唯物史观有说服力,因为按照唯物史观,具有能动性的人,其现实的实践活动,势必使得人与历史之间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再次发生颠倒;当历史借助人实现其目的时候,具有充分自主意识的人,将明白,这又不过人自身所要实现的目的。既然中国从来就没有被历史假设吓住,错失什么东西;那也完全可以设想,在中国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需要寄托于任何外在力量,来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十八大以来,“中国梦”日益深入人心。不过,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越是接近梦想,阻力就越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国力还不是很强的时候,中日关系显得比较稳定;而随着中日实力对比翻过一个关键的节点,即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日本就有了强烈的危机感;日本重新燃起了军事化冲动,以图对中国加以制衡。这一幕似曾相识,莫非日本又想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再发动一场类似甲午的战争,阻断中国复兴的脚步?不过,正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借用并改造黑格尔的观点时,所说的那样:“一切伟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不管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抱有怎样错综复杂但又难以言表的心态,但这一次和前几次一样,日本想成为中国前进道路上绊脚石的企图,还是会演变出一个背反的结果,即日本成为帮助中国成长的垫脚石;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洞悉历史规律的中国人,已经能够跳出悲剧的魔咒,将日本的这一次挑战,变成一场笑剧。其实,这些年来,中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一些反制举动,比如派海监船巡航并将其纳入东海防空识别区,就已经充分展现了大国举重若轻的自信;中国并不惧怕与日本可能的战争,相反,借助战争气氛的渲染,中国可以更好地磨练军力并凝聚民心。可以说,有日本这样一个颇具实力的对手作为陪练,中国梦的完成,才会显得如此深沉与激动人心。
3 个回复 | 最后更新于 2017-08-17
我是灶台
2017-08-13
#1
日本无脑儿的二战,让中国人,唱,把我们血肉筑长城国歌。日本人崇敬的所谓,他是战争发动者,但,,,这些年,他也惊恐连连,,,日本成为战争火海,,。他挽狂澜,承认波次坦公告各条,,,有晤性的,,,下面的,还是傻傻的,,,。
1961年1月24日,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说:“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人民既不能觉悟,也不能团结起来,这样一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他出路,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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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左直接引用的这段赤裸裸的话,还是少见的,很有勇气!
能从山沟里搬进,确实该感谢日本军阀。但那些在战争中死伤的军民和后来非正常死亡的人,总数达五千万以上,也会感谢日本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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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左直接引用的这段赤裸裸的话,还是少见的,很有勇气!
能从山沟里搬进,确实该感谢日本军阀。但那些在战争中死伤的军民和后来非正常死亡的人,总数达五千万以上,也会感谢日本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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