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端升：「我大大地錯了」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六年一月號　總第 46 期 2006年1月27日
　　
　　
　　
　　錢端升：「我大大地錯了」
　　
　　⊙ 陳夏紅
　　
　　
　　
　　　　1948年11月，寄居在費正清家裏的錢端升，聞知「國內解放戰爭進展十分迅速，形勢發展令人快慰」，遂不顧友人挽留，義無反顧地放棄了哈佛大學客座教授的職位，多方設法回到即將建立全國政權的人民中國。1
　　
　　一　迢迢為「解放」
　　
　　　　回國後不久，錢端升就被推舉為北大法學院院長。這之後到北平解放前，錢端升所做的一切，在自述中只有短短的一句話，「此時，北平即將解放，我已做好了思想準備並配合地下黨組織和進步同學做好了一切護校準備」2。在擔任北大法學院院長的同時，錢端升還擔任了北大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當時學校內的一切大事，均經校務委員會討論研究。據那幾年參與校委會工作的同志會議，在多次校委會上，錢端升先生是最積極發言，而發言又有見地的少數教授之一。」3
　　
　　　　迎接解放到來的過程中，錢端升做了不少工作。他拒絕了邀其南下的安排，積極與地下黨取得聯繫，並按照黨的意圖，保護革命學生，做教職員工的工作，維護接管學校，「對北平解放後穩定北京大學的正常秩序作出了貢獻」4。
　　
　　　　在1949年舊邦新命之際，選擇跟走是絕大多數知識份子的選擇。據北京師範大學于風政先生統計，1948年當選的國立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共81人，留在大陸或者新中國建立初期回到大陸的60人，佔院士總數的74％；去美國的12人，佔院士總數的15％；隨政府遷往台灣的僅有9人，佔院士總數的11％。5錢端升可以說算入留在大陸的74％之一，當然和其他知識份子不同的是，其他知識份子至多只是放棄國外或的邀請，而錢端升則是自己不遠奔歸「解放」的。對於錢端升執意回國的緣由，美國學者恰末爾‧詹森指出6：
　　
　　錢不但未在1949年逃離北京，反而支持「人民共和國」的建設。他所以留下來不走，原因並非他有特殊的從事社會活動的興趣。因為在1949年以前，他除去以學術知名外，人們認為他不是一個極富野心的人。可以認為，他所以留在大陸，是因為他希望能在國家未來的生活上大有作為。
　　
　　錢端升本人亦在在1949年3月9日給美國朋友費正清的信中寫道：「以一個想要適應這個變動時代的中國人來說，我衷心讚賞這新秩序的創造者。雖然我自己……被誤解。」7
　　
　　　　北平和平解放後，北平各大高校紛紛主動或者被動地掀起了學習的高潮。正如上文中提到的那樣，錢端升衷心迎接全國的解放，主動地開始了對以及形勢的學習，作為北大法學院院長，錢端升甚至在6月中旬就在北大法學院組成了教授為主的「新思想新政策研究會」，其學習計劃包括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新經濟學、新民主主義理論與政策和《論人民民主專政》。8這一切，都是在中國尚未有正式指令的前提下，自發地進行的。
　　
　　　　9月份中國人民協商會議召開，錢端升以社會科學界代表的身份，參加了這一盛會。錢氏後來即以此次人民協商會議的印象和感受，為「說明人民的意義和記錄人民的成果」9，撰寫了〈統一戰線‧人民政權‧共同綱領〉一文，「以學家的身份闡發新中國的設想」。10
　　
　　　　在這篇文章中，錢端升對於協商制度給予了毫不吝嗇的好評，「中國人民協商會議的召開是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天字第一號的大事，也是中國有史五千年以來天字第一號的大事。他劃了一個時代。他繼往開來。」11「可以肯定的說，的政府制度確是民主的，整齊的，簡括的，不特非中國前此的制度所可比擬，即比之蘇聯亦無遜色。」12
　　
　　　　開國大典時，錢端升被邀請登上了城樓。對此，錢端升是感恩戴德的13： 　　 　
　　
　　1949年10月1日，我榮幸地登上了城樓參加新中國的開國大典，看到象徵著中國真正的冉冉升起，聽到《義勇軍進行曲》威嚴的聲音，不禁熱血沸騰。我意識到，為了中華民族的富強昌盛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我將會不知疲倦地從事祖國需要我做的工作。 　
　　
　　二　自我改造急先鋒
　　
　　　　成立後，錢端升先後或同時擔任了北京市各界會議代表、北京市協商會議副主席以及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1950年，錢端升還被推選為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和中國對外友協副會長。相對於大多數被迫靠邊、只能在學習中日漸老去的「舊知識份子」而言，錢端升在人民共和國的頭一年可謂順風順水。
　　
　　　　即使如此，錢端升亦未放鬆對自己「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他極力想通過自我批判，而使自己上更加進步。1951年錢端升參加了土地改革工作團，到四川大邑縣現場觀摩土地改革，回學校後，向北京大學系的師生談了心得體會。14回京後，錢端升寫了文章〈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發表於1951年11月20日的《光明日報》。
　　
　　　　知識份子自發地進行思想改造從1949年初開始就綿延不絕。隨著人民民主專政的建立，知識份子對於自身思想改造的力度有了突飛猛進的加大，如果以前的自我改造還側重於學習思想的話，那麼到了1951年底的思想改造，則成為無所不用其極的自我批判。
　　
　　　　這中間的帶頭人即是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從1951年9月份開始，馬寅初發起京津二十多所高校教師三千餘人，自發地開展思想改造運動，由此開了知識份子學習、改造運動的先河。「這逐漸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方法和學習模式：聽動員報告、學習討論、揭發、控訴、自我批評、檢討、總結、落實政策、區別對待。」15
　　
　　　　錢端升以及其他學者的自我批判，使得執政黨看到「現場觀摩＋自我批判」模式的好處。非常善於把握機會的中國，由此敏銳地抓住了知識份子自發進行思想改造的機會，於1951年11月30日印發了《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打算把這一自發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變成由執政黨主導的思想改造運動，就此獲取，震懾敵人。《通知》指出16：
　　
　　學校是培植幹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機關。黨和人民政府必須進行有系統的工作，以期從思想上、上和組織上清除學校中的遺跡，使全國學校都逐步掌握在黨的領導之下，並逐步取得與保持其革命性的純潔性。因此，必須立即開始準備有計劃、有領導、有步驟地於一至二年內，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員中和高中學校以上的學生中，普遍地進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養幹部和積極分子，並在這些基礎上，在大中小學校的教員中和專科以上的學生中，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分子。
　　
　　錢端升的文章發表於1951年11月20日。17這一時間與同時期其他知識份子發表自我批判文章的時間相比，無疑是相當早的。從上文註腳中的時間排序來看，在被作為知識份子思想改造的三十名「典範」當中，錢端升發表自我批判文章的時間排在第二位，只有燕京大學的蔣蔭恩比他的文章早了一周見報。
　　
　　　　對此我們可以做出兩種推測：第一種，我們可以認為錢端升對於運行的規則不太熟悉，無意中過早地作出了表態；這只能說明學者對於現實的迷蒙。第二種，我們也可以認為，錢端升對於這種表態的後果等等是非常純熟的，他之所以在大學多學者，包括自發思想改造運動發起人馬寅初在內都還沒有表態的當兒，的確是緣於內心對於自己「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從錢端升的學術背景來看，顯然第二種可能性更大一點。
　　
　　　　的《通知》印發於1951年11月30日，與錢端升的自我批判文章見報相差前後不過十天時間。由此我們亦可以說，錢端升的文章〈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發表在首都高校知識份子正在進行自發的思想改造之後、準備全面進行思想改造之前。這個時間是耐人尋味的。
　　
　　三　「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
　　
　　　　錢端升開篇即指出，「從解放到現在，時間過得不算短，但是我的進步是很小很慢的。現在體會到，這是由於我對學習不夠重視，而且是採取了不正確、不虛心的態度。」18錢氏認為，其「是在這樣一個可說是初步覺悟的基礎之上」19來歡迎高等學校教師的學習運動的。 　　那麼，錢端升的「初步的覺悟」是一個甚麼樣的水準？錢端升自述20：
　　
　　　　我有一般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的思想意識。至於資產階級的教育的影響，對於我可能比一般舊知識份子更要大些。但在不久以前，我是麻痹的。我自以為在七八年前，我已經拋棄了舊民主主義和個人主義。解放以後，我自以為一心一意地跟著毛主席、走。我所需要的只是多讀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書籍，多了解的政策，多學習員的作風而已。於是解放之初、我單單想讀新書，以後工作影響了我的讀書時，則單單想從工作中求進步。我滿以為這樣做便可穩步前進地自我改造。
　　
　　　　可是我錯了，我大大地錯了。像我這樣一個舊知識份子決不是這樣的容易改造得過來的。舊的不先除掉，新的是進不來的。而甚麼是舊的、壞的，自己往往是認識不清的。在土地改革的革命實踐中作了比較深刻的反省後，我才比較深刻地認識了解放以前我犯過的錯誤，和解放以後仍然遺留著的缺點。這種錯誤是不應當以「環境使然」或「動機良好」等等沒出息的理由來自宥的；這種缺點也不是不應當被自以為正在進步的錯覺所蒙蔽，而不及時發掘並迅速糾正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儘管我愈勤反省，愈多發覺，愈增慚愧，但對於很多缺點，我自己是常常感覺不到的。到了土地改革工作將要結束，在批評自我批評中，我才開始認識到這種缺點。舉一個例子：我向來自以為是一個責任心很重而並不主觀的人，但很多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們公開地批評了我的主觀時，我就感覺到我有好堅持己見的嚴重毛病。我體驗到批評自我批評這一武器的銳利後，我懊悔我未能及早地學會使用這一武器。我更恍然大悟，不但單單讀主義的書籍是學院式的，脫離實際的；單單想從工作中改善作風也是不能成功的，兩者都不是正確地學習態度而有效的學習方式。必須讀書而能聯繫自己，聯繫實際，又採用了批評自我批評的方法，以求暴露缺點，才能真正分辨新舊，分辨是非，分辨好歹，才能真正改造自己，取得進步。
　　
　　　　這可以說是錢端升在高等學校教師的學習運動中的「初步的覺悟」。應該說這一轉變是非常不容易的，從其回國起計算也不過短短的兩年時間。「舊的東西不除去，新的東西就沒法進來」，而對於錢端升來說，所謂舊的東西，正是其服膺並在治下為之進行艱苦卓絕奮鬥的民主和自由。錢端升在毛澤東手中，能夠下定決心「跟毛主席、走」，其積極實現自我改造，以求新政權認同的出發點可以理解，但是在內心深處以主義毛澤東思想完全地取代民主自由思想，實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錢端升氏對自己的剖析可謂無所不用其極21：
　　
　　應當承認，不但在解放以前我的教學工作基本上是從個人的利益出發的，是遵循著資產階級的思想道路的，客觀上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即在解放以後，因為我的舊思想意識仍然存在，我在北京大學工作，在很多的方面，仍充分表現了舊知識份子的思想和作風。
　　
　　　　按照錢端升本人的看法，其「舊知識份子的思想和作風」，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第一、「我沒有認真將功課教好。」22錢端升指出，解放後他教過「新民主主義論」（課），「」（應當正名為「國家法」）和「資本主義國家」等課，「我沒有盡我的能力以使教材充實，沒有以大力幫助學生自學，也沒有嚴格地執行預定的教學計劃。我是不夠對學生、對人民負責的。」23
　　
　　　　第二、「我沒有好好地聯繫群眾。」24錢端升指出25：
　　
　　我本人和同學同仁間的聯繫都是很不夠的；對於他們的思想情況，我的了解是間接的，也往往是片面的。同學們對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上的要求，我是不夠了解的；同事們對工作上的需要，無論在圖書設備方面，或和政府業務部門的聯繫方面，我或者是不了解，即使有些了解，也從沒有積極地、徹底地為他們解決問題。既然脫離了群眾，也就無可避免地產生了嚴重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作風。
　　
　　　　第三、「我沒有很好地團結同仁。」26錢端升認為，北大法學院的三個系──法律、、經濟──個個系內部都鬧不團結，系與系之間也缺乏聯繫和互相照顧。「我經常覺得這些不團結對於我是一種麻煩，因此對於團結的工作，總是採取一曝十寒的態度，缺乏耐心，更不堅持原則。有時我內心上還會自高自大。不但不去解決問題。反而瞧不起人家的鬧不團結。」27錢端升指出，有一段時間他本人就和經濟系主任樊弘鬧意見，「我認為他的固執和本位主義是不和洽的原因，我從不反躬自省，問一問我自己是否也有態度不好或者主張不合理的地方。而且即是我處處合理（當然決不可能是這樣），我也從沒有耐心地去說服樊弘主任。」28
　　
　　　　第四、「我對法學院院長一職堅持辭去也近一年之久。」29錢端升氏指出30：
　　
　　儘管我當時提出種種自以為是充分的理由，要求學校和允許我辭職，但在參加土地改革工作以前，我從沒有問過自己，是不是個人的興趣這一老傢伙又在作祟？我自以為自從前年夏天有一位朋友嚴正地批評了我的「退讓」之後，我已經能夠不考慮興趣而接受上級所交給我的人民團體所要我擔任的一切職務了。但是，在土地改革期中我既已發覺我有許許多多思想上雖然堅決要改掉而行動上又往往表現仍然存在的缺點，我就不能不聯想到個人興趣問題可能就是我要辭去法學院院長的真實原因。關於這一點，我自己至今尚不能分辨清楚，我要求我的同事們對我提出嚴正的批評。不管我的動機是怎樣，因為我堅持辭職，在一年中，即使是閑的時候，也不過問院務，忍令法學院招致工作上的損失，是我的不可寬宥的錯誤。
　　
　　　　第五，「從我對北京大學的校務的處理中，我也充分表現了舊知識份子的不良思想和作風。」31錢端升指出，至少在1951年夏天以前，校務委員會是領導校務的，而錢端升本人即是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之一，「我不是一陣熱，便是一陣冷了；不是急躁，便是消極。我暴露了典型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的弱點，我不聯繫群眾，我不堅持真理，以致對校務的穩步改進沒有起應有的作用。」32
　　
　　　　錢端升自己概括的其身上所表現出來資產階級思想有五大方面。今天我們可以心平氣和地推敲，這些所謂的缺點和錯誤真是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嗎？其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錢端升所列舉的，更多是工作方法、工作情緒諸多方面的表現。筆者愚見以為，如果我們真能對「資產階級思想」這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有清晰界定的話，恐怕錢端升老先生強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就少多了。
　　
　　四　揭批湯用彤、蔡元培
　　
　　　　該文剩下的內容中，錢端升中止了對自己所謂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而將批判的矛頭轉向北京大學甚或其他方面，文章的起轉承合很自然，「在這裏，也應當指出，比我負更大作用的是前校務委員會主席湯用彤先生」，33就此把批判的矛頭從自己轉向別人。
　　
　　　　錢端升指出34：
　　
　　湯先生向來是明哲保身的，與人不爭的，對疑難之事也輕易不表示可否的。在他的領導之下，北京大學長期存在著的自由散漫基本上是沒有被糾正的。湯先生自任副校長以來，作風已有些改善，但也還不夠。我如果一向真正能對人民負責，我早應當面或公開批評他，指出他的缺點，要求加強領導。使得校務的改進可以多些快些。但是為了面子，為了顧慮私人情感，在此以前，我從沒有這樣做過、這也說明了我是怎樣一個舊的知識份子。
　　
　　　　如果我們假設，錢端升對於湯用彤先生的批評和揭發，是建立在私人感情不合等方面；如果這樣的假設多少有合理之處的話，那麼錢端升對湯用彤簡單批評後，直接將矛頭轉向了蔡元培，則顯得令人費解。錢端升指出35：
　　
　　北京大學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負一部分責任的，而將他在北京大學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謂「思想自由」和「學習自由」──長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學之中的老一輩的教師們，包括我自己在內，則應負更大的責任。人民的思想和學術是應當自由的。但是，在蔡先生長校的時候，思想自由的具體表現是「相容並包」，更具體的表現則是資產階級的思想佔有統治的地位。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的大學中，如果有人企圖以當年佔著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思想和工人階級的思想分庭抗禮，是不是可以的呢？我想是不可以的。至於「學術自由」，不但一開始就和實際脫離，以後更演變為院系各自為政，以及學術與對立，技術與對立，為學術而學術等種種嚴重的而且至今還沒有肅清的錯誤思想。
　　
　　　　在錢端升的批判物件序列中，蔡元培和湯用彤的功能是一樣的，似乎都不是錢端升真正像批判的。錢端升很快就對自己安身立命的北京大學的光榮傳統提出指責36：
　　
　　北京大學畢業的人們和在北京大學工作多年的人們容易為北京大學的光榮傳統所迷惑。應當問，除了「五四」以外，北京大學的光榮傳統究竟在那裏？是的，在一二‧九、一二‧一和一九四六年底的反抗美軍暴行運動中，以及在他由中國所領導的學生運動中，我們北京大學的同學都是站在戰鬥的前列的。但是，其他一些學校的同學難道不是同樣站在前列的麼？即以「五四」來說，它誠然是在北京大學首先發動的，北京大學領導或參加的師生也特別多，但要繼承「五四」的光榮傳統，我們教師們首先應當分清「五四」運動的革命思想和「五四」右翼的思想。我們除了宣佈胡適的思想為敵人的思想外，還應該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這思想所遺留在我們中間的影響。
　　
　　　　通過這段話中錢端升的思路所體現出來的邏輯，我們甚至能夠感覺到隱含的潛台詞：蔡元培思想就是「五四」右翼的思想。
　　
　　　　我們可以回過頭整理一下錢端升的思路：能夠否定湯用彤，就能夠否定蔡元培；能夠否定蔡元培，就能夠否定十全十美的「五四」；能夠否定十全十美的「五四」，就能夠否定所謂的北京大學的光榮傳統；而否定北大所謂的光榮傳統，則最終的目的即是為了對北大在1949年以前所積墊的傳統進行否定，使北大能夠走下神壇，進行深入骨髓的自我改造。
　　
　　　　錢端升在該文章的結尾，更是聲淚俱下地表達了其本人的焦灼和懺悔，甚至我們也可以看作是其關於積極並繼續進行思想改造的一種表態37：
　　
　　從上面所指出的我在解放後在北京大學的工作中所已發現的缺點中，已經可以充分看出我的舊作風是怎樣嚴重地存在著，也可以充分說明我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舊思想是怎樣在作祟。當然，這些缺點只是存在著的缺點的一部分。更深刻的自我檢討和別人的批評將會揭發更多的更嚴重的缺點。我要不顧面子不斷地作自我檢討，不但檢討我在北京大學工作中的缺點，更進而檢討我在解放以前所犯過的嚴重錯誤。我應當歡迎別人對我提出無情的尖銳的批評。我並希望能夠同樣地批評別人。我深信相互批評就是相互幫助，也就是改造思想的唯一方法。
　　
　　　　錢端升以高昂的狀態收尾：「為了求自己的進步，為了改革高等教育，更為了對得起人民，對得起毛主席，讓我們高等學校的教師們以最熱烈的情緒捲入用批評自我批評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運動的高潮吧！」38
　　
　　　　應該注意到，錢端升的這篇文章是在首都高校教師學習運動前夕發表的。也就是說，錢端升文章更多是在表現自己的批判和懺悔的同時，也引導首都高校教師的思想改造運動。我們至少可以把這一點，看作是錢端升的〈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能夠入選知識份子思想改造輔導讀物的原因之一。
　　
　　　　就在寫這篇文章的前後，錢端升先後當選為北京大學教育工會主席、中國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和北京市委員會主席。39
　　
　　
　　
　　註釋
　　1 錢端升：〈我的自述〉，見《錢端升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頁。
　　
　　2 錢端升：〈我的自述〉，第699頁。
　　3 趙寶熙：〈拳拳愛國心 殷殷報國情〉，見趙寶熙、夏吉生、周忠海編《錢端升先生紀念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頁。
　　4 楊永林：〈緬懷中國學的先驅〉，見趙寶熙、夏吉生、周忠海編《錢端升先生紀念文集》，第2頁。
　　5 于風政：《改造：1949年─1957年的知識份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7頁。
　　6 洽末爾‧詹森：〈花園中的思想毒草──錢端升的例子〉，見《中國季刊》1961年4─6月號。轉引自趙寶熙〈拳拳愛國心 殷殷報國情〉，第24頁。
　　7 洽末爾‧詹森：〈花園中的思想毒草──錢端升的例子〉，見《中國季刊》1961年4─6月號。轉引自趙寶熙〈拳拳愛國心 殷殷報國情〉，第24-25頁。
　　8 于風政：《改造：1949年─1957年的知識份子》，第33頁。
　　9 錢端升：〈統一戰線·人民政權·共同綱領〉，見氏著《錢端升學術論著自選集》，第590頁。
　　10 謝泳：〈寂寞錢端升〉，見《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命運》，第11頁。
　　11 錢端升：〈統一戰線‧人民政權‧共同綱領〉，第590頁。
　　12 錢端升：〈統一戰線‧人民政權‧共同綱領〉，第597頁。
　　13 錢端升：〈我的自述〉，第699頁。 　
　　14 陳文秋：《錢端升先生年譜簡編》，見趙寶熙、夏吉生、周忠海編《錢端升先生紀念文集》，第407頁。
　　15 楊東平：《艱難的日出：中國現代教育的20世紀》，文匯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頁。
　　1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526頁，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轉引自楊東平：《艱難的日出：中國現代教育的20世紀》，第145頁。
　　17 錢端升：〈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
　　18 錢端升：〈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見《批判我的資產階級思想》，五十年代出版社1952年版，第70頁。 　
　　19 錢端升：〈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第71頁。
　　20 錢端升：〈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第70-71頁。
　　21 錢端升：〈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第71頁。
　　22 錢端升：〈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第71頁。
　　23 錢端升：〈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第72頁。
　　24 錢端升：〈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第72頁。
　　25 錢端升：〈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第72頁。
　　26 錢端升：〈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第72頁。
　　27 錢端升：〈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第72頁。
　　28 錢端升：〈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第72頁。
　　29 錢端升：〈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第72頁。
　　30 錢端升：〈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第72-73頁。
　　31 錢端升：〈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第73頁。
　　32 錢端升：〈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第73頁。
　　33 錢端升：〈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第73頁。
　　34 錢端升：〈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第73-74頁。
　　35 錢端升：〈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第74頁。
　　36 錢端升：〈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第74-75頁。
　　37 錢端升：〈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第75頁。
　　38 錢端升：〈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第75頁。
　　39 陳文秋：《錢端升先生年譜簡編》，第4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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