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与笑蜀商榷：可以为了免除一死？

事关萨达姆与笑蜀老兄商榷：惟独者可以为了免除一死？ 　　　　
　　——法政系的主义之论之一
　　　　　　
　　　　萨达姆被抓了，伊拉克至少开始了民主化进程，这是我无比喜悦的事情。萨达姆被审判了，而且还被处决了，这是我心里偷偷喜悦的事情。对此，我本不想多说话，因为我实在不关心这个人是死了还是活了，中国需要我们关心的事情多的是了。作为一个主义者，我只关心，这个者是不是依照法治程序被审判的，正如我不想争论要不要以法治程序反对。
　　　　　　
　　　　我认为，的归，司法的归司法，两者都不要轻易地简单化约。人类最怕的终究是死亡，因为在死亡面前，只有宗教才能让人得到镇定。对于这么一个亵渎神灵的人，如果他是一个统治者，是死是活我都不愿意太多关心。我的表情是麻木的。要不是笑蜀老兄写了这篇文章《民主之花非要用鲜血来浇灌？》，我激动不起来，因为我的精力有限，我的祖国还是让我心疼。
　　　　　　
　　　　笑蜀老兄说，“泯灭人性，把统治者从人变成兽。因此统治之下，每个人都是不安全的，每个人都随时可能成为统治者的猎物，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民主则不然，民主是人性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之下，生命本身会成为社会的最高价值，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会成为最大的恶而被禁止，每个人的生命都会受到最严格的法律程序的保护。”可是，笑蜀老兄忘记了，同样源自人性。上的事情，无论自由，还是专制，多半与人性相关。
　　　　　　
　　　　洛克是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在《教育漫话》中说，人生来就一种本能：控制。控制分为两种，对人的控制，对物的控制。无论是对人的控制还是对物的控制，也分为两种，对自己和他人的控制，对自己的财产和对他人的财产的控制。对自己和和对自己的物品的控制，那是自由主义的本义。对他人和对他人的物品的控制则容易导致专制主义？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偏偏说泯灭人性，而不说人性创造呢？难道这就是自由主义，基于人性而论证的自由主义？在笑蜀那里，为什么基于人性论证的自由主义没有更多的内容？
　　　　　　
　　　　人类最怕的终究是死亡，因为在死亡面前，只有宗教才能让人得到镇定。我阅读的《利维坦》和卢克莱修的《物性论》。是性的，在萨达姆这样的亵渎神灵者那里，宗教被消除了，但恐惧仍然保留在人的灵魂中；而卢克莱修则是非性的，他不但要消除宗教，而且更要从灵魂中根除恐惧，从而把人一劳永逸地安置在一片安宁与和平之中。卢克莱修路线的荒诞之处则可一目了然：他消除了恐惧，也就是消除了的根基。而消除了的根基，也就消除了自由主义的根基，消除了主义的根基。
　　　　　　
　　　　面对一个个的普通人，我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我非常理解笑蜀的良好愿望，可是我不赞成这样简单地定义文明。现在的老萨死不悔改。看来，无论是神启，还是来自人的道德律令，在他心中都是一文不值的。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对待类似的丧失道德的人？
　　　　　　　　
　　　　几千年来，人类的哲学并没有终究这个困境。以暴制暴的确不是好办法，可是，简单的废除暴力、乃至简单的对者免除判决能达到文明社会的目标吗？即使是光荣革命，还不是以40几年前的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为基础的？是的，民主之花，乃至自由之花，不是如杰弗逊所说的那样简单地靠依靠和暴君的鲜血来浇灌的。
　　　　　　　　
　　　　可是，你相信有一种民主可以靠抽象的哲学去实现？民主不是说要简单的一套形式的民主框架，也不是非要国家永远的花前月下。主义是要人救赎。为什么权力需要受到制约？因为我们自降临起，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这种本能即有追求自由的一面，又有寻求的一面。每个人都是，萨达姆是人，所以他也是，他的权力也要受到制约。萨达姆用武力维持，人们就可以用武力制约、直到消除。这正是公民反抗的合法性所在。美国对伊战争可能非法，却不能证明萨达姆的可以合法。
　　　　　　
　　　　民主最重要的是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司法主义的首要前提是法治主义。一个公民，无论他曾经、现在有多么牛，也无论他曾经、现在多么地熊，一旦犯了法，他都要依法得到审判。萨达姆没有被依法审判？要知道，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废除死刑。当死的死、蒸发的蒸发，拘捕的拘捕，惟独暴君就可以免于一死。这样，文明社会就能建立起来了？将来的死刑判决中，怎么解释“窃钩者死，窃国者侯”这样的质疑？
　　　　　　
　　　　当然，如果这个国家废除了死刑是另外一回事。废除死刑是文明社会的律法。现在的伊拉克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社会。为什么当初萨达姆不早点废除死刑呢？要知道，他是那么地牛啊。牛人不废除死刑，杀了熊人。现在牛人上了绞刑架，另一帮熊人说，不行，我们是文明社会，基于人道主义，要让牛人免除一死。我要说这些质疑的熊人有问题。他们不知道，在法庭上，除了人道主义，有更重要的原则是法治主义。难道人道主义比法治主义更重要？如果是，当初那上了绞刑架的牛人为什么不以人道主义原则立法、以法治主义精神司法呢？
　　　　　　
　　　　当民主伊拉克对复兴党的党羽大赦的时候，不是伊拉克走向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他们之所以要受到大赦，是因为他们是被胁迫的，而且后来还主动认错了。就说为了保存自己而出卖灵魂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罪，最多是宗教上的罪。针对不是被胁迫的者，笑蜀老兄却说，“萨达姆之死不仅不是伊拉克民主事业的福音，也不会是世界的福音”。可是即使如此，萨达姆之不死也未必是伊拉克民主事业的福音，同样也未必是世界的福音。人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就能为世界传播更多的福音？况且，难道笑蜀老兄要告诉我们，为了伊拉克的民主事业，为了世界的福音，者可以免除一死。这个时候的笑蜀老兄，坚持的是什么原则呢？难道为了，者可以免除死刑？
　　　　　　
　　　　没有主义的哲学，比主义本身更是一个悖论。一个深刻的悖论，一个转型国家难免的悖论，一个自由主义理想不能升级为主义实践的悖论。三流的自由主义者把悖论的一方当结论，一流的主义者把悖论的本身当成培育公民美德和智慧的机会。学会了博爱与自省何以成为主义者的美德。学会了道德决断需要多么地果断，自由主义精神是那么地可贵。学会了决断惟有在司法正义下才能得到审慎地形成。
　　　　　　
　　　　惟其如此，我们也许才会深刻认识到人的思考的局限性，才会意识到那些持一元决定论的专制统治者的道义上的严重匮乏。同样，惟其如此，我才深深地为那些统治者感到遗憾：自作孽，不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