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说,争相离婚的购房者都是在和政府对赌。如果新政策确实落地,那么他们就赚到了三成首付的房票;如果政策最终不出台,那他们就要以稍高于...
理论上说,争相离婚的购房者都是在和政府对赌。如果新政策确实落地,那么他们就赚到了三成首付的房票;如果政策最终不出台,那他们就要以稍高于市场水平的价格购入住房。
无论哪个社会形态,在什么时代,婚姻从来是一件极慎重的事。而在近日的上海,无论是当事人还是看客,都理所当然地将“离婚买房”看作是正常,这事本身就很不正常。
轻率地处置婚姻事宜,历史上的确曾经多次发生,尤其是在人人自危的时局。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郭松义教授,就讲述过顺治年间发生在上海的一段故事。
“顺治四年丁亥……一夏间,讹传朝廷采选秀女。府县城镇,乡村僻壤,有女在家者俱惊惶无措。早说暮成,俱幼婚配,不必三杯水酒,只用一鼓一笛, 甚至良残不拘,岂论贫富难匹,限时限刻,从早至暮,从暮达旦,无论日之吉与不吉,周堂利与不利,遍地结亲,亦希遇之事。当时有人将诗一首传诵云:
一封丹诏未为真,三杯淡酒便成亲。夜来明月楼头望,只有嫦娥未嫁人。时事大都如此。二月之后,讹传渐息。”(姚廷璘《历年记》载)
近日,上海各区的离婚登记处都排起了长队,又掀起了“离婚潮”。这次离婚潮是因为有传言9月即将出台更加严厉的房贷政策,据称即使名下无房但有过按揭历史的,首付也要最低五成,利率上浮1.1倍。然而按照现行政策,上海户籍单身人士可以购买一套住宅,非单身人士可 以购买两套住宅,但第二套需按照二套房政策来执行。因此,有人试图通过离婚将名下房产划归一方,然后另一方以单身身份,再购房时可以享受首套房政策。
尽管8月29日下午,上海市住建委明确表示,“没有研究过此类政策,将继续严格执行3月25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 完善本市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意见》,保持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但是,在经历了多次政策或决定在政府“辟谣” 后不久,立即落地或执行的“经验”以后,上海市政府似乎落入了“塔西陀陷阱”,无论是行业市场,还是普通购房民众,大多不再相信政府的辟谣信息,并且 纷纷找来2015年8月静安区政府辟谣“闸北静安合并”的消息,和2016年3月市住建委辟谣“社保二改五”的消息加以对比,“以史为鉴”。
最直接的反应是,购房者的离婚热情丝毫没有受到辟谣信息的影响。据媒体报道,8月30日赶赴 离婚的,有人凌晨时分即来占位,有人替父母排队,不到9:30,一天的“离婚号”就已经发完。工作人员劝导离婚群众“因感情问题离婚的9月1日以后 再来,买房子的明天早点来”。
旁观者对这样的“都市喜剧”早已习以为常,人们震惊的是上海楼市竟有如此巨大的魔力,让成百 上千对恩爱夫妻“一言不合”当即要离婚,却大多对离婚本身没有太大的不适感(或者说这种不适感早已麻木)。在经历了楼市的黄金十年,以及2015年以来的 房价暴涨以后,上海房价的持续上涨已经越发成为社会共识,对多数人而言,离婚,也只是他们买房工具箱里的一个螺丝刀而已。
看起来离婚买房已经不足为奇,婚姻凭证就此无足轻重。其实婚姻制度从来就没有这么轻率过。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描述的从乱婚、群婚到对偶婚的“进化历程”,伴随而来的是社会秩序的明确——父权、母权或是舅权取决于婚姻的形式和继嗣的谱系。列维-斯特劳斯对于“外婚”的研究则表明了,婚姻除了明确社会秩序,它本身也促进了社会边界的拓展和社会稳定的作用。婚姻是两个家庭(家族)互通、交换资源,互相增进力量和声望的和平渠道。除此之外,布迪厄也阐述了,婚姻是一整套生物学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再生产策略系统。婚姻不仅仅保障了基因意义上的家庭成 员的延续,也通过共同的文化资本和社会网络资本,赋予子女潜在的优势,从而影响家庭的未来。“通过这种策略,家庭不仅在生物学意义上进行再生产,而且最重 要的是在社会学方面进行再生产:出于深思熟虑的这一再生产能使家庭在社会世界中保持自身地位、所处阶层等实在的或象征的财产。”
即使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所谓“父权社会”,离婚也相当不容易。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 会》中指出,唐代以来的中国法律对于婚姻的解除都遵循“七出三不去”的原则。所谓“七出”指“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窃盗”。其中“无 子”也要求妻年满50以上才受此约束。然而因为有“妾”的存在,司法实践中也较少有因为“无子”而解除婚姻的。
“三不去”指在三种情况下,即使妻子符合“七出”的条件(除恶疾与淫之外),丈夫也不可解除婚姻关系。这三种情况是:一、妻子无娘家可归;二、妻子替公婆服丧三年;三、前贫贱后富贵。因此我们看到,即使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解除婚姻关系是极需要慎重的事情,因为不但有明确的法律规范来限制离婚,离婚本身对于家庭的社会声望也有较大的不利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婚姻法改革运动,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观念通过教育和宣传机器渗透到 基层社会,将婚姻制度的保障从宗法社会中解放,置入和国家的的权力之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思想观念的解放,赋予个人更多的选择 和自由,离婚率确实有所上升,但也绝少有当下这种“上午手挽手离婚,下午手挽手买房”的情况。
从当下的离婚盛况,看到的是一个经济利益无视政府职能部门颁发的合法凭证,打败社会秩序的悲剧。
毋庸置疑的是,购房夫妻“手挽手”离婚后,事实上几乎不会改变原有的夫妻关系与生活状态。当结婚证、离婚证这些政府职能部门颁发的合法凭证不再能证明其本身的事务,而沦为民众用以投机取巧钻空子的废纸时,政府的制度合法性正在悄然瓦解。
同时我们看到,民众也成为政府的博弈对手。当前仅是有政策收紧的传言,理论上说,争相离婚的 购房者都是在和政府对赌。如果新政策确实落地,那么他们就赚到了三成首付的房票;如果政策最终不出台,那他们就要以稍高于市场水平的价格购入住房(因为传 言八月底成交激增,房价短期内应声上涨),不过在所谓“上海永远涨”的共识下,买贵一点也没什么。当然无论如何,他们都需要承担离婚后所面临的财产分配的风险。
在主流社会观念中,婚姻是神圣的。然而在面对不稳定的经济环境和不安全的生活境遇时,婚姻也 只是工具而已。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房价节节上涨,不买房、不足额贷款就时刻感受到财富被稀释的危机和痛苦。面对不安全感,人们的行动可能是不择手段的, 也可能是慌乱的。政府与民争利,岂怪百姓蝇营狗苟?
以史为鉴,上海一隅,前后369年,结婚与离婚,百姓在危机下的仓促无措其实并无不同。
大家离婚都喜气洋洋的,这不值得焦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