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成果初显:八名副部级高官
2019-11-15 22:36:32
十八大召开至今已逾半年,经证实的副部级高官实有8人,几乎月余就有一名高官事发。随着高官案情推进,态势也渐被“引向深入”。
接近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这种态势,一方面是因为纪检监察机关严格执行中共“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败斗争引向深入”以及“苍蝇老虎一起打”的指示精神。
另一方面,不就会的论断和对制度性的规划,已经是一个基本共识。其中对违法违纪高级干部的追究,具有更大的震慑和示范效应。曾指出,我们党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这“决不是一句空话”。
上述背景也成为8名副部级高官的前奏。
据本报记者统计,截至目前,在网站的“新闻发布”一栏中,共有7个二级页面,记录了2010年9月至今的一些重大廉政和的新闻。十八大之后,有关副部级以上官员的新闻共有7起,涉及、周镇宏、、倪发科、、、等人。
除了上述高官外,1月17日消息称,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
成长经历
上述8名高官均为副部级。8人中,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末,出生于60年代初,其余6人均为50年代生人。
1972年,23岁的成为胜利油田的一名普通工人。先后担任过中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处长、办公厅主任、省委、办公厅主任、省副省长等职,用34年实现了由普通工人到副部级官员的跨越。
当还在国企的处长职位上徘徊寻求机遇的时候,已经成为梧州地委副书记。
1953年出生的原副主席,一步一个脚印,从农村党支部开始,经历了公务员的各个级别,用了37年时间,进位为副部级干部。
1954年出生的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与的仕途经历相仿,亦用了38年,从农场知青、党支部书记到副部级干部,一步不拉地走完所有职位。
与倪发科同岁的,虽然也是从科员干起,但其入门级别非上述三人可比。其1983年即已担任原计委材料局主任科员,1999年成为原计委产业司司长,2008年成为发改委副主任,2010年兼任能源局局长。
从科长到副部级官员,用了25年,不管是哪一层级的官员,其均身处权力部门。
1956年出生的上大学前做过知青,自哈工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被调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其后担任过哈尔滨市副市长、成都市副市长、泸州市委书记、成都市市长、市委书记等职。2011年,55岁的出任省委副书记。从普通老师到副部级官员的跨越,用了33年。
比小一岁的广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周镇宏,同样具有教师的工作经历。
1981年由广东师范学院毕业后,周镇宏被分配至广东工学院,后自广东工学院副校长位置调至广东科协任专职副主席,其后担任广东湛江市市长、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等。从普通老师到副部级干部,周镇宏用了26年。
与周镇宏和的教师经历相比,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完全是一位学术型官员。其一直在学术和准学术机构供职,在调任北京前,已经是黑龙江大学的博士生导师。
是上述8人中年龄最小的副部级官员。1982年,从原计委能源处干事做起,2001年,40岁时,已经成为呼和浩特市委常委、副市长。2003年至2010年,其在巴彦淖尔盟(市)担任盟长和市委书记。2010年,49岁的任自治区常委、统战部长。其用了28年,完成了从科员到副部级官员的跨越。
综观上述8人的成长轨迹,大部分从教师、工人等最基层干起,一点点积累,成为副部级官员,除了仕途上升的机遇,其个人能力亦不可忽视。但少则二十几年,多则近40年的官场磨练,他们没能坚持到最后,而是在2012年底~2013年。
轨迹
上述8人的原因不外乎三种欲望超出了常规:权欲、钱欲和色欲。
8人中,周镇宏的早有先兆。
2012年2月,中国网消息称,鉴于周镇宏,根据中共建议,撤销其第十一届全国委员资格。时隔一年后,2013年2月8日,方对外宣布,经查,周镇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收受礼金、贵重礼品;对茂名市发生的系列严重腐败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生活腐化。据此,对其立案检查。
2009年以来,在广东省纪委先后查处了茂名市委原书记罗荫国、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市书记倪俊雄、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朱育英、原副市长陈亚春、电白县县委原书记李日添等系列腐败案。周镇宏在2002年至2007年间主政茂名,上述如此大规模的正是其的根源所在。
或与周镇宏类似,之前,亦有原下属涉案。
今年5月,钟山县原县委书记谭玉和因和罪,被判处11年。钟山县隶属贺州市,2003年~2008年,在贺州市任市委书记。在谭玉和被判刑两月之后,7月6日,被调查。
本报记者获得的消息显示,亦可能牵扯其原下属案发事宜。
2012年7月,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区长薛维林,因一审被判处11年。认定,2007年至2011年,薛维林利用担任临河区副区长、巴彦淖尔市建委主任、临河区区长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财物,为当地一家房地产企业国泰集团的董事长李国民等人牟取利益。认定他受贿钱财、房产折合290余万元。
此后,今年3月,巴彦淖尔市副市长李石贵在包头市中级受审。2005年4月至2011年11月间,李石贵利用职务便利,在置换土地、城市建设开发、解决农业贷款等项目上接受请托,为他人牟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1536万元。而则在2003年至2010年间主政巴彦淖尔。
与下属或有权钱勾结,是上述三人的特征。一案,以目前消息和线索判断,则明显指向和对亲戚、朋友的放任或协助。
主政成都期间,北部城区改造过程中,五龙山项目被一家名为成都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竞得。而据工商资料,上述公司的主要股东均来自黑龙江,即老家。
与相类似,倪发科的源于城市的“大拆大建”和。据本报记者调查,安徽大昌矿业集团董事长吉立昌与倪发科关系非同寻常,而倪发科则被指在上述公司享有股份。(详见本报7月1日《六安往事:举报倪发科》一文)
目前最为隐秘的是的。
2013年1月卸任省副主席后,担任省文联主席。再过半年,因被调查。知情人告诉本报记者,被查在当地早就小范围传开,但至今官方并未公布其被查的关键原因。
在上述地方要员之时,身处北京担任要职的衣俊卿和事发原因则极其类似,都源于网络举报。
对于衣俊卿被免职的原因,新华网的消息十分简单: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不适合继续在现岗位工作。的,亦与情人和有关,但直接原因是媒体人实名微博举报(详见本报5月12日《神秘的越洋电话:举报始末》一文)。
发力
8名副部级以上官员的,只是的一部分。“老虎苍蝇都要打”,包括重庆雷政富案件等一大批从科级到厅级的官员也相继。
专家李永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十八大以来,改革和败都出现了一个好的时机,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他说,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内,六次谈到腐败问题,讲话的重视程度是过去所没有的,“愈演愈烈”的提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出现了井喷现象,对清醒程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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