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态：“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叮嘱：“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
对高岗、的活动不是没有察觉的。当他意识到这会危及党的团结时，采取了措施。他多次要高岗同谈话，将问题讲清楚，而高岗不予理睬，反而变本加厉。
对此，看得清清楚楚。尽管在某些问题上对批评过，但他对的信任却没有动摇过。他听到高岗所说的搞宗派、划“圈圈”后，曾经对人说：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绝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就在借口委员名单问题攻击安子文时，说：问题不在提名单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布名单的人。
而散布名单的人无非就是高岗、。
对高岗、的联合行动，蛛丝马迹都没有逃过锐利的眼睛。对他们的行为看得很清楚，说他们虽没有订立文字协定，但在思想、目标和行动上是一致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王国和单干户。自己后来也承认：“我不否认我们两个在行动上、目标上都是反对少奇同志。”
可以说，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是开始采取措施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期间，针对的问题，建议将会期延续，解决内部的团结问题，并且批评了。他还提议党内干部要重温《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的六条结束语，加强党的基本理论的学习。
10月22日，给办公厅主任写信说：
请将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印成单张，于今晚或明天发给到组织会议的各同志，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使他们在同志及别的同志在大会上讲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有所了解。此事（印发结束语）在今日下午领导小组开会时，请告诉刘、饶及胡乔木同志一声。同时可多印一点（可印一二千份），发给北京的干部，并由总党委通知各部门、各党组要他们阅读和讨论。
第二天，又在、等人在会议上的讲话稿作了批语和修改。其中，多是强调集中力量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因为在看来，这才是核心问题，现在不是搞的时候，而是需要全党团结一致的时候。
在的发言稿上加写了一段话：
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
加写的“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话，实际上是通过向与会者传达一个信息：注意当前的任务，不要离开这个任务，包括组织工作。
他在这里加的一段话，是以的口吻写的，显然是以一个领导人的口吻写的。就是说，的领导人的地位是不会有所动摇的。
同样的，在的讲话稿上也加了一段话：
目前在全党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的经济成分为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的。
加写这段话同在讲话稿上加写的那段话非常类似。这说明，不希望会议离开原来的议题：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更不希望会议出现斗争。
但是，只是一味地攻击安子文，以至于暴露了自己的目的。的问题被揭露后，高岗两次找，要求保护。高岗问题暴露后，也为高岗“申冤”。
对此，曾经风趣地说：“高岗说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说话？我在北京，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
显然，看穿了高岗这种自作聪明式的“保护”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二人的“攻守同盟”。
1953年12月24日，，同往日一样的平静，只不过，这一段时间出奇的平静。冬日的阳光也是懒洋洋的，只有北京那种刺骨的寒风飕飕地四处乱钻。
这一天，这里举行了一次扩大会议，到会者有20余人，由主持召开。
会议上，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代理主持工作。而采取了谦让的态度，、等人支持的提议，但高岗却跳了出来反对，主张搞轮流。这一下子，高岗的险恶居心就暴露了。
言辞犀利地警告高岗、：“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在这次会议上，曾经以其特有的语言风格挖苦高岗说：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高岗住所）车水马龙。
这一来，高岗、的问题被一句话，揭了盖子，露出了真实面貌。
在这次会议上，提议要起草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主持起草了这个决议。这实际上就是七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的发端。
杭州，西湖畔，冬日的阳光暖暖地照着一处树丛掩映的房舍。在这里一边主持起草宪法，一边还要密切关注并指导着北京的那场仍未结束、正在进行的。
12月29日，根据在24日扩大会议时的提议，针对高岗、的一系列活动，主持中共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同日，他致电，详细地汇报了中共的工作情况：“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业已写好，特派人送上，请审阅修改并批示，这个草案曾经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同志正写社论，待社论写好后即可发表。总路线宣传要点，日内即可发出。”“各项其他工作，各同志都在谨慎地照常进行，望勿系念！”
1954年1月7日，接连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及书记处全体成员的。信中提议决议草案“似宜召开一次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并对会议的议程安排作了具体的部署，其中第三个议程是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在信中提议：“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分三段，其中第三段是“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但是，“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还要求在报告写好后“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
的另一封信是写给个人的。他在信中说：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几天之内，审阅了决议草案并作了修改。其中有两处加写的内容表明了在党的团结问题上的看法。一处是：“党的委员会还紧紧地依靠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高级干部”，另一处是：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