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与“一大”代表的关系亲疏看“一大”中央局书记的选举

1 2 3 下一页 　　摘要：和被誉为“北大红楼两巨人”，二人在的创建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一大”上，“南陈北李”的命运迥然不同：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却连都不是，这就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本文仅就从、分别与“一大”代表的关系亲疏方面分析一下“南陈”当选而“北李”落选的原因。
　　
　　关键词：“南陈北李”“一大”选举人际关系
　　
　　和都是党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们为的创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却无职务。这个疑问引发了不少学者的研究，但切入点都是“为何会当选为”，都从的个人威望和社会影响力来考虑。主要是他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语）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的创建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来探讨，从而证明的当选是历史的必然。（1）也有人认为主要是共产国际的影响（2）。诚然，这些都是当选的重要原因，但一次选举的成功与否，不仅在于被选举人自身的威望和影响力以及外来压力，还有其他诸多原因，其中，被选举人和选举人之间的关系亲疏就是一条重要原因。本文想就从这个方面探讨一下“一大”中央局书记的选举问题。
　　
　　1921年7月23日，“一大”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3位代表，来自七个小组，分别是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何叔衡，湖北代表、，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3），山东代表、，东京代表。本文要讨论的就是这些代表和“南陈北李”的人际关系情况。
　　
　　（一）和联系密切的小组　　
　　首先是上海小组代表。1919年五四运动后，曾被，出狱后在的帮助下，借道天津去上海。回忆：“到了上海，这时，的思想更激进了，他和上海一批知识分子结合起来，继续主办《新青年》，发表宣传思想的文章。随后，他就积极地投入了创建中国的活动。”（4）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汉俊和李达都是其秘密成员。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小组。上海小组发起人之一的李达回忆：“我回到上海后，首先访问，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5）由此可以看出，上海小组成立之前，和李达、李汉俊的关系就已经非常紧密。他们共同发起了工人周刊《劳动界》的出版，又一起在《新青年》编辑部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讨论。在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中，李汉俊和李达成为的得力助手。十分信任李汉俊。1920年底，受之邀赴广州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临行前安排李汉俊代理上海发起组书记，足见他对李汉俊的器重，虽然后来由于党的权利组织问题，二人发生分歧，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个人关系的完全破裂，李汉俊仍对这位上海小组的首创者很尊重。另一位代表李达则早在1919年被捕时就曾发表《与新思想》：“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捕去的陈先生是‘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6）高度赞扬了以及他的新思想，表明了对的敬意。对李达也很信任，让他主编《》月刊，并亲自撰写了第一号《短言》。在和李汉俊闹矛盾时，李达尽力斡旋,后来还曾代理上海小组书记。可见，李汉俊、李达和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密。
　　
　　湖南小组选派的代表是和何叔衡。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显然是受到了的影响，他曾说：“我在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2）可以说是的思想启蒙的引路人，而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确立的指导者则是。也一直认为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早在师范学校学习时，就非常钦佩的文章，把他看成是自己的楷模，并感慨：“前之谭嗣同，今之，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13）1919年7月14日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撰写了《之被捕及营救》：“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醒的听得，莫不从各如其意中所欲出。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14）表达了自己的崇敬之情。更重要的是，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主要就是由于先生的通信鼓励。张国焘回忆：“陈先生与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小组。”（15）可以看出，在“一大”前就和联系非常密切，他曾多次到上海与会谈，商讨建立党组织的问题，还有意邀请来长沙参加青年团成立大会，后因赴任广东未实现。对的建党活动和创办的《》月刊评价也很高：“党一层，陈仲甫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版的《》，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16）在离开北京以后，尤其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确立以及组织发起长沙党小组的过程中，和的联系频繁密切，这一点是远远比不上的。
　　
　　武汉小组的代表是和。虽然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现二人与“南陈北李”有过直接交往的资料，但武汉小组是由上海党小组直接促成的，作为上海党小组书记，还是通过李汉俊和包惠僧等人和、保持了很密切的间接联系。1920年2月4日，应邀赴武汉讲学，并作了《社会改造的方法和信仰》的演讲，虽然讲学时间不长，但对武汉思想界和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也影响了和等人的思想转变。和武汉小组直接联系的是李汉俊。上海小组一成立后，李汉俊即写信给，请他在武汉筹建组织。对李汉俊一直很尊重，称他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18）。于是接到信后就和等人商量，迅速复信表示同意。与此同时，在上海发展的党员湖北人刘伯垂，被委派到武汉建立党组织。刘伯垂带回起草的中国纲领的草案，分别找到和等人。经过多次商议，发起成立了武汉党小组。其间，李汉俊受所托，曾亲自多次到武汉指导建党工作，还在家中专门讲《唯物史观》问题，以提高大家的理论水平。也曾“邀请李汉俊到武汉中学作问题的讲演”。（19）可以说李汉俊代表上海党组织和武汉小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包惠僧也回忆：“在我们活动的过程中，和其它支部也发生了一些关系。我们根据上海临时的指示，相互交换建党情况......我们同上海的关系较为频繁密切。”（20）不过，无论是李汉俊、刘伯垂还是包惠僧，都和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而就是通过他们和、建立了“频繁密切”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是间接的，但显然超过了没有和他们建立联系的。
　　
　　广东代表是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是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时的学生。在北大读书时就曾拜访过。他虽然在政治上消极、观潮，但在思想上却不能例外地承受着新时代、新思潮的冲击和洗礼。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主编更是在进步学子中具有崇高的威望，陈公博也同样受到了他的影响和熏陶。1920年夏，陈公博、谭平山等人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他们决定联络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一份大型的报纸《广东群报》，宣传新思想。在办报过程中，曾致信向他们的老师请教，复信表示热忱支持，希望《广东群报》能继承历史传统，激流勇进。还专门为创刊号撰写了《敬告广州青年》一文，表示祝贺。在广东党小组的建立过程中，和陈公博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本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广东已经建立了党组织，但成员大多是无政府主义者，陈公博等人并没有参加。1921年初，赴任广州，着手改建党组织，首先找到的就是陈公博等人。经过非常热烈的讨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于是开始成立真正的。期间，陈公博在宣传和实际活动中，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性，他仍担任《广东群报》主编，则不时给予指导。对陈公博一直很信任也很器重。包惠僧回忆广东选派参加“一大”代表时，说，“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知道的事情多。”（21）因自己去不了，就把向“一大”提出的“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交给陈公博，由他带往上海。可见二人关系不同寻常。另一位代表包惠僧本是武汉小组的成员，原想去苏联留学，由于经费问题在上海逗留，遂被李汉俊派往广州找。是1920年2月在武汉演讲时结识包惠僧的，那时他是一名新闻记者。包惠僧回忆：“我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文华书院访问了，我是抱着崇敬的心情去见他的”，“那时的名声很大，号称新文化运动的‘三圣’之一。”(22)此后他们便建立了频繁的联系。包惠僧很尊重，他说“在我的印象中，是了不起的人，‘三圣’之一嘛。”（23）在广州期间，他们的关系逐渐建立起来。包惠僧回忆“在广州我的事情不多，没事就到处去谈天。”（24）正是由于关系很好，在自己无法抽身时，才会指派包惠僧去参加会议。相对而言，和陈公博、包惠僧联系不多。陈公博在北大时对兴趣不大，整个五四运动也只去发过一次传单，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接触自然就不多。至于包惠僧，他在回忆录中清楚地记载他和是1922年初夏第一次见面。因此，显然比不上经常有联系的。在广东小组的创建过程中，更是和陈公博等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况且“对于广东，认为是革命的策源地，非常注意”，（25）而则主要负责北方党组织的建立，与广东代表没有直接联系，这也是很正常的。
　　
　　东京小组的代表是。当时日本小组一共只有两人，另一个是。他们都是在的指导下在上海加入党组织的。最初认识是通过张东荪。回忆：到上海后，“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要见我。仲甫本是大学教授，主编《新青年》，鼓吹新思想……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渔阳里2号，去访仲甫。当时吴廷斯基在座，他希望我们组织中国……经过几次会商以后，便决定组织起来。”（28）后来去日本，又写信给他，介绍他和在鹿儿岛就读的联系，建立日本小组，并指定为负责人。可见，在“一大”召开之前，就和有了直接的联系。在创建东京小组过程中又得到了的指导，关系比较密切。而由于他每次回国时间不长，又都逗留在上海，因此和在北京的没有什么交往，受其影响自然就比较小了。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