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女兵忆延安生活:把孩子送老乡几乎成风气

我是在延安结的婚。我的五个孩子里，头两个是在延安生的。一个是大儿子延风，一个是大女儿乔乔。
　　
　　“在我俩结婚的这一天”
　　
　　1942年夏天，在延安平剧院工作时，组织上批准我和一达结婚了。我们分配到了一个小窑洞，俩人把自己的东西都放在这个窑洞里，就算是成家了。可是，只有我拿来了从家里带到延安的被子褥子，和一个小柳条箱子，一达却没有。他只有件光板的陕北老羊皮袄和一块破布单子，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连被子都没有。
　　
　　一达是1938年夏天从北京出发去参加的。他父亲是北洋时期的将军。他出门时，带了一大箱子东西，不光有被子、褥子，还有西装、长袍、礼帽、围巾，全得很。在绕道香港投奔延安的漫长道路上，他的钱花光了。他就一路走，一路变卖东西。同行的乌兰还资助他。到西安时，他把箱子连同几件西服都搁在当铺里了，用当来的那点儿钱，步行十来天，走到了洛川，进了抗大六大队。从那时起，他就一无所有了。
　　
　　我和一达是鲁艺戏剧系第三期的同学。那时候，他的名字叫王异。来延安前我在开封的教会学校静宜女中念书时，老师给每个学生都起了英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是Rita(瑞塔)。不料在延安也兴这个，好多人都有外文名字。王异从小英文就学得非常好，但他知道我的英文名后，让我给他也起一个，说要跟我的接近。我就说：“你的名字音'异'，要跟我的接近，英文就叫Yida吧。”他就用了这个英文名。我这样叫他时间长了后，他索性根据这个Yida，把中文名改成了“一达”。他的名字就这样改了，结果叫了一辈子“王一达”。前几年北京电视台的“夫妻剧场”栏目里，还找两个年轻演员，把我们这故事演了一遍。
　　
　　我们在分配给的小窑洞里举行了结婚仪式。那个窑洞在高高的半山上，要顺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才能走到。那地方叫张崖，下面有一道悬崖，当时没什么老百姓。现在那里是延安市卫生学校所在地。
　　
　　虽然家徒四壁，我还是为结婚而认真地做了一个枕套--没有那么多布做一对枕套。我从别处找来点儿旧蓝布红布，铰出图形，在白粗布枕套上，一针一线地绣上补花。这是我们结婚时，家里唯一的新东西。
　　
　　我们结婚那天，来了几十个人。我二姐和她的长子孙泱来参加了。当时康生是我们延安平剧院的院长，邓洁是副院长，也都请来了。康生来了就说：本来贺老总要和我一块儿来的，但是叫他到杨家岭去了，有事儿，来不了了，我就代表他了。康生先讲话祝贺我们，还没讲完，突然也来了。因为没请她，所以大家都挺奇怪的，笑着问她：“怎么同志也来了？”那会儿有点儿大大咧咧的样子，说：“让我来的。主席说咱们延安的两个大主演结婚，你还不去？就让我代表他来祝贺你们。”大家猜想，可能是同志到主席那儿开会，说到当天我们结婚，就打发来祝贺了。
　　
　　那天，来参加我们婚礼的同志，都在一张粉红色的签到纸上签字。这张纸是我们剧院搞美工的朱革设计制作的，也就现在的A4纸的一半儿那么大。在这张纸的中间，他用刷子蘸红水在纱网上刷，喷出来一个预留了大“囍”字的红心图案，又用粗红笔给“囍”字描影，再给这张纸上画点儿简洁的橄榄枝装饰，旁边有我和一达的名字“任均，王异”，然后写着：
　　
　　在我俩结婚的这一天1942.8.19.
　　
　　谁来了，就在这张纸上任意地方，不管横着竖着，随意签上名字。这张纸我一直保存着，留到了现在。数了数，那天在我们这张简易“签到簿”上签到的，有五十来人。我今天还能认出来的签名有四十个：
　　
　　卜三、王镇武、方华、邓洁、石天、石畅、朱革、刘国珍、齐秀林、、孙泱、李纶、何靖康、张一山、张一然、张东川、张扩勤、阿甲、陈怀平、尚山康、岳建邦、罗合如、孟广生、孟庆成、赵荣美、赵奎影、荆璞、袁广和、贾醒民、徐万恒、徐闰州、徐特、梅松、崔炳玉、康生、韩洪涛、简朴、薛恩厚、霍秉龄、魏晨旭
　　
　　有几个名字，我现在已经认不出来了。还有五个同志签的是他们的外文名字，我现在也对不上号，想不起来是谁了。
　　
　　那时候结婚没有送礼一说。我记得，那天只有阿甲同志送了我们一张画儿，是主婚姻和合的“和合二仙”，贴在了我们窑洞壁上。结婚前，院长康生曾托人送来封信，说：听说你们要结婚，我先送个“秀才人情”。他送的是他写的一幅字“志同道合”，装在那信封里。还有是张一然同志送了首诗，用杨四郎娶铁镜公主的故事笑说一达在延安结婚，以此相贺：